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20多年来，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总起来看，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9年到1983年，是清除错误认识，明确中国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93年，是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产生、展开与深入的阶段，其间提出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做了许多拓展。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阶段对于城市化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有了新的特点。
一、城市化道路论争与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
在我国，关于城市化的理论研究总体上是以城市化道路的确定为主线展开的，理论研究滞后的特征十分明显。
(一)第一、二阶段：从道路之争开始，理论研究渐次深入
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争论在我国久已存在，但主要限于城市规划学界，重点是围绕着我国城市的发展方针展开的，还不曾使用“道路”一词①。
1980年代初以后的十多年间，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十分热烈，所论涉及有关城市化理论的方方面面，如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一般过程、一般规律、空间展开形式等等，发表文章之多，参加学科之广，观点立论之杂，使得进行综述研究也变得相当困难②。
由于最初的城市化道路之争是从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正确道路的立论开始的，城市规模就成了最初讨论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镇论”及与之相对的“大城市论”，随后又派生出“中等城市论”与“大中小论”等。“小城镇论”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国情与乡情”，持此论者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的大城市存在诸多城市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渠道的前提下，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的成本要低一些，这样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小城镇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这一主张既符合当时发展乡镇企业的要求，又符合政府的城市发展方针，影响很大，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这一理论在主张走小城镇化道路的同时又主张农民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过分强调了“小城镇”“小”与“分散”的特征。不同于前者，“大城市论”直指“小城镇论”忽视城市规模效益的缺点，明确指出大城市具有远大于小城镇的规模效益，并根据对国外城市化发展过程的考察，认为存在“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指出中国应当走主要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至于“中等城市论”，则主要是对前二者观点的折中。
在激烈争论的同时，周一星跳出了城市规模单一取向的框框，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企图以规模来调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指出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结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周一星：《论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管理世界》1992年第6期；《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城市规划》1988年第3期。，这一观点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此外，夏振坤与李享章提出了城市化道路的“三阶段论”，认为人口向城市或城镇的转移具有垂直与平面两种不同的形式，应当在不同的阶段走不同的道路，即第一阶段以向小城镇转移为主，第二三阶段则主要是向城市转移参见杜受祜、丁一主编《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与选择》(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7页。。还有其他的学者结合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提出了“二元城镇化战略”辜胜阻：《二元城镇化战略及其对策》，《人口研究》1991年第5期；《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6—201页。，即“设想发展两种城镇圈带：第一种是发展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这种城镇比较密集的城镇圈带；第二种是发展市管县这种城镇圈带，即通过加强主体城市和延续城市(市管县的县城)之间的网络建设来加强市管县内镇的城镇化”。孟晓晨在运用经济学模型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化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双轨归一说”孟晓晨：《中国城市化的双轨归一道路》，《城市问题》1990年第1期。，即在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迁移和向非农业的职业转移不能同时实现，因而现实中“我们选择的城市化是双轨的，一轨是直接的城市化，两个转移同时完成；一轨是滞后的城市化，先职业转移后空间迁移。最终必将双轨归一，实现完全的城市化。”
与这些争论进行的同时，西方发展经济学与城市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介绍到我国，使国内学者研究的视野得以不断扩大。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介绍中披露的国外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城市病与发展病，是促成我国长期以来控制大城市发展并对小城镇化道路产生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及其相应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使我国城市问题研究不断深化的实际效果。在1980年代初期，我国城市学界对于城市化理论开始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阐述，正是由于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提出，人们才开始关注城市体系的理论，关注城市规模分布的理论，对于城市规模效益也做了许多探索。同时，把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二元论等结合到城市化机制的分析之中。但是，城市化一般理论的研究大多没有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而具体的城市化理论研究又过分地关注我国城市化发展个性的一面，对城市化理论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则显得很不够。可以说，城市化理论研究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
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国经济、尤其是我国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小城镇在这一时期获得一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1989年12月《城市规划法》的颁布，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了官方的选择。此后一段时间，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就不再那么热烈了。
(二)第三阶段：以小城镇热为动力，城市化理论研究进入制度层面
随着1993年经济出现过热，中央政府开始进行财政紧缩，直到1997年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期间又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都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危机过后，人们发现一个我们不曾经历过的“相对过剩”时期的到来。但对城市研究领域而言，人们则发现我国面临着严重的所谓“城市短缺”。于是，城市化再次在新的意义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研究以及实践的热点。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0年“11号文件”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2000)11号。的发布以及城市化问题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朱镕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00年10月20日。为标志，城市化问题从民间“热”到了中央。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也出现滞缓局面，经济严重依赖于对外出口，储蓄增加，需求不旺。这说明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胡鞍钢：《中国经济的现状、短期前景及长期趋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王建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而“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并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涌流，由此引起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同时，土地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出现了向农业以外急剧转移、城市化比率迅速提高的情况”聂振邦、王建、吴阿南主编《我国工业化中期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第1章，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
其二，许多人看到，在中国经济由短缺开始向过剩阶段过渡的时候，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30%，而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达到了30%左右以后，就应该进入一个加速期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3—157页；沈建国：《世界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城市发展研究》2000年第1期。。胡鞍钢应用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对照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胡鞍钢：《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这一论点为许多人所接受，反复论述的文章也屡有发表。此外，樊纲用我国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做比较，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樊纲：《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中国经济信息网“50人论坛”。。
其三，有学者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国际大背景出发，指出1997年之后，我国的城市化面临“市场窒息”的威胁，而“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积累，给中国改革留下的选择和回旋余地已经不多了”，“为了同‘马尔萨斯—洪吉亮’死亡阴影赛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过低”。“这一目标使中国的城市政策第一次从其他核心政策配套层次上升到了核心政策层次，成为能够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国际市场和提高消费效率、扩大国内市场两个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政策选择”赵燕菁：《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2000年第1期。。
其四，从近期经济发展的问题入手，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出现了产品过剩，市场需求不旺。在1999年的“保八”战役中，城市化被发现是应该可以长期拉动内需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城市化被赋予了新的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其五，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在近几年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大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亦成为一个大课题。尤其是人们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只能是减少农民。于是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成为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这次在“三农”问题上重提城市化已经不同于1980年代初对城市化作用的认识，而是充满了对城市化紧迫性的认识。这方面的文章与论著林林总总，反映了认同的普遍性。
既然推动城市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要求，怎样推进城市化以及发展什么样的城市，就成为新时期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对此，大多数人的回答还是走小城镇化的道路，中央政府也再次选择了重点发展小城镇的道路。我们甚至注意到，“城市化”一词也因此被“城镇化”所替代而不再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了。温铁军认为“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显然不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而是对小城镇在国家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仍然大量增加的客观情况的认可”温铁军：《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相关制度问题》，中国经济信息网“50人论坛”。。
即便如此，对于城市化或城镇化道路的不同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所不同的是争论几方都有了一些新的理由。具体说来，坚持大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者，其观点更加鲜明。如在房维中、范存仁房维中、范存仁：《大城市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研究参考》1994年第2期。和王小鲁关于我国城市的规模效益以100—400万人口为最好的理论基础上，樊纲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今后50年再出现50—100个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并不算多”樊纲：《城市化：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中国经济信息网“50人论坛”。。这是典型的大城市说的代表。此外，于晓明著文重提“大城市超前增长”是普遍规律，进而认为“建大城市，走集约化之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合理的选择不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而是要有重点地积极发展大城市于晓明：《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几个问题的思索》，《城市问题》1999年第5期。。他的主要观点仍是大城市规模效益好于小城镇，综合效益好于小城镇。另一方面，许多原先持“城乡一体化”及“农（乡）村城市化”观点的论者都成了坚定的小城镇道路的支持者。同时，小城镇论者一般都放弃了“就地转移论”观点，强调促进小城镇发展应适度地集中，以克服小城镇“数量多，但规模太小”的毛病。为此，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发展县城或县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李永周：《实施千座小城镇工程，启动农村市场需求》，《武汉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标志着小城镇论者群体分化为“县城重点论”与“主要建制镇论”两部分。胡少维从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角度指出，增加农民需求是保证全国消费增长的关键。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减少农民，于是认为，“发展小城镇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胡少维：《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经济发展》，《经济问题》1999年第5期。。另一个坚持小城镇化道路的理由是“大城市饱和说”。这个论点与前一时期“大城市病说”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增添了新的内容，即由于近年我国的大城市也出现了失业，我们面临着大城市失业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双重压力。为此，我们不能走大城市膨胀的“拉美式”“过度”城市化道路国风：《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的道路选择——论我国的小城镇建设》，《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这里显然隐含着这样的认识前提，即认为在我国不能允许大城市过度人口集聚，以防止出现城市贫困化。但是，对于这一点并没有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而事实证明，拉美的“过度”城市化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周一星和夏振坤、李享章之后都成为城市化道路的“多元化论”者或“多样化论”者。其中，叶裕民强调大城市要发展与控制并重，小城镇则要以集中为主，要上规模叶裕民：《有关中国城市化两个问题的探讨》，《城市开发》1999年第7期。；刘福垣提出让市场去选择与调节刘福垣：《中国城市化战略与道路》（未刊稿），1999年12月。；刘勇和杨伟民的观点相似，主张走多样化的城市化道路刘勇：《我国城市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4日；杨伟民：《中国城市化战略的重点和政策》（未刊稿），1999年12月。；崔援民和刘金霞则认为，应当将集中型与分散型城镇化道路相结合，并要“实行区域性城市化发展战略”崔援民、刘金霞：《中外城市化模式比较与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
除了大城市化论者与多元化城市化论者之外，还有人对小城镇被炒得过热提出了批评；有的学者对乡村城（镇）市化的提法提出了质疑。张京祥指出，“简单地套用诸如诺瑟姆(RayM.Northam)的城市化S型的进程曲线，认为城市化在达到30%后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已经“不足为据”。为此，他认为“城市化不宜拔苗助长”，“再继续以每年1%甚至更高的速率增长的城市化水平显然是有害无益的”张京祥：《对我国城市化研究的再考察》，《地理科学》1998年第6期。。另有一些学者超越了对小城镇化道路或支持、或反对的框架，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问题。郭鸿懋提出“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郭鸿懋：《中国迈向21世纪的城市化战略探讨》，《城市》（津）1999年第1期。。赵燕菁对“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构筑完整的城市发展政策做了阐述。他指出，应当把从国际竞争角度提出的城市发展政策与从国内发展角度提出的其他城市发展政策“统一到一个完整的逻辑一致的框架内”赵燕菁：《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2000年第1期。。这表明，全面认识城市化的要求已经出现。
尤其可喜的是，在2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有许多研究对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做了深刻的反省。早在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政策法规司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课题的研究中，这种反省就已经出现了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政策法规司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课题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71/172期，总第2171/2172期。，只是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经过近20年的历程，当时的观点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在实践中成为推行改革的一种前提性认识。近年来，由国务院体改办牵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资助、全国11个部委办参加的大型研究项目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制度问题做了更具体全面的分析解剖，尤其重视对具体制度进行有效的改革国务院体改办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UNDP项目研究报告汇总》(未刊稿)，2001年。。总起来看，对城市化有关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集中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剖析与批判，总体上着眼于二元结构向一元体制的转化。1990年代中期以后，制度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特别是在西方制度经济学各阶段各流派思想的启发下，研究的重点开始向系统的城市化制度创新方面努力，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成果还不多。
至此，基于上述对于我国关于城市化道路争论情况的梳理，我们同意温铁军温铁军：《中国城市化道路与相关制度问题》，《开放导报》2000年第5期。的如下总结：1在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上，理论界已“大体上”形成共识，但在其成因上还有分歧。温铁军认为是体制与发展道路综合作用形成的；叶裕民认为是我国工业化“弱质”所致叶裕民：《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还有人认为是由于乡村分散工业化道路导致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化；大多数人则认为是重工业化战略造成的。2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必要性上已形成共识，但在发展什么类型的城市上分歧依旧。3对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加强体制改革已形成共识，但在怎样改革、以什么为重点等问题上仍然有分歧。
二、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全面盘点
2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20多年来已经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即我国是否存在低度城市化的问题。尽管大多数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以张京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仍持怀疑态度，由此发展成“在中国是否也存在与世界城市化相同的过程曲线”问题，即中国的城市化是否进入加速期的观点。
2城市规模效益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城市化道路争论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自郭凡生撰文提出城市规模效益问题郭凡生、王伟：《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益——对我国现行城市建设方针的反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8年第3期。以来，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城镇合理规模课题组：《研究城镇合理规模的理论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在城市合理规模问题上有过专门研究；周一星周一星：《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对我国城市工业效益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做过定量分析；饶会林也有两篇文章饶会林：《试论城市规模效益》，《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饶会林、丛屹：《再谈城市规模效益问题》，《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第10期。论证了大城市规模效益优于小城镇；还有前述房维中和范存仁以及王小鲁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的研究等。不过，在有了较多论证之后，对于哪类城市规模效益最优，以及城市的合理规模究竟是多大这样的问题仍难说有了能让大家认同的结论。究其原因，一是大多数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有缺陷，结论自然就不能得到认同。其次，城市规模效益必须要以城市的综合效益为指标，因而，只论工业效益或经济效益是不够的。但由于城市综合效益的研究面临方法论的困难，研究的进展难以突破。最后，是在论证合理规模时，忽视了对“合理”规模区间的判定，尤其对于规模下限的论证不够。而这是解决小城镇发展过程中规模选择的一把钥匙。
进一步看，用以规模为标志的“道路”“模式”来对城市化进行约束的思路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尚未发现世界上有第二个国家主张以某种“模式”来发展城市化。中国为什么必须如此呢？我们以为，用规模来判定一个城市是要发展还是要控制的做法对于城市化这个论题是不适合的，这种来源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的思维定势延误了我们关于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城市规模的思考与探索。也许可以说，“模式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自觉的误导。
3城市体系研究方面，是否存在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基本规律”或“普遍规律”，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论证的理论问题。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存在这个规律，但是由于在资料的选取上存在缺陷，结论的可信度受到怀疑就是难免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和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市场机制与经济全球化两股力量已经开始对我国城市体系产生明显的极化作用，必将引起我国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的变化，甚至会在我国国内形成全新的地域分工格局。对这种变化的后果及其应对措施进行研究，是关系我国城市体系乃至区域经济格局长期发展演化的重要课题，但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4关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排斥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但由于中国国情的不同，在肯定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也分为城市的拉力与乡村的推力两种基本力源的同时，结合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构成的考察，我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的城市化：其一，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其主动力是来自中央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农村推力可以说基本不起作用。它主要拉动了我国大中城市的发展。其二是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是由农村自发的工业化推动的，主要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两种力量即推力与拉力都在起作用。后来，还有人进一步总结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动因，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城市化的类型或动力，即“国际分工型”的城市化赵晓斌、尹仲仪：《中国小城镇发展的动力及路向——以广东东莞为例》，《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夏季卷。。
然而，不论怎么分类，这种研究都是浅层次的。因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城市化的初期主要来自工业化，在中后期则主要来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与新兴产业的创新，所以“拉力”与“推力”是笼统的说法。总之，在我国，对于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动力发生作用的条件与作用机理的分析一直是不够的。其中对乡村“推力”有哪些类型，以及乡村“推力”是如何把乡村经济要素推入到城市中去的尤其缺乏研究。同样，对于各类市镇“拉力”的构成与作用原理也不清楚。在此背景下希望以发展城市来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就是缺少依据的，是盲目的，因为，我们既不知道农民是受哪些因素影响而被“推”入到城市中去的，也不清楚农民到城市中去是受什么吸引的。
(二)非常重要，但却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
1城市化的社会伦理学问题，即中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对于城市化的行为主体——农民，理论界给予的关注是极其不够的，在城市化这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上，我国长期以来固有的“为民做主”的决策模式从来都不问农民。所以，“谁有权力、谁有资格决定农民能或不能进入到哪一类、哪一级城市”是值得一问的大问题。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我国城市化道路问题上“大城市”与“小城镇”两种主要论点的争执，本质上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益的问题。对于这个两难选择，我们从没有想到去问农民。在学术界与政府做了大量研究之后，我们才发现，没有任何文献与资料能反映我国农民对于城市化的期望与要求。因此，如果有人以为坚持小城镇发展道路就是为农民考虑的话，那么，这个说法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在理论上缺少依据，对目前部分户口放开以后农民进入小城镇仍不够积极的状况也难以解释。同样，我们也对那些以为我国的国情不能允许大量农民进入大城市，或者认为大量农民进入大城市就会引起社会不安定的种种认识持怀疑态度。因为如前所述，拉美国家的大城市没有乱，我国的广州等容纳了大量民工的特大城市也没有乱。
2基于对国际国内各种因素与发展要求系统考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综合模式”这个问题刚刚被提出来，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这种模式究竟是什么，还不大清楚。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它担负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则更是尚未开展研究的课题。我们肯定不能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我国城市化水平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如果仍然是以小农经济占农村主体的话，似乎也难以令人满意，而对此类问题在我国亦无人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与研究机构，有责任从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对此类问题做出回答。可以说，过去小城镇论者主张的“就地转移论”所表现的目光短视在目前的小城镇发展热潮中仍然是存在的，
这里，为避免重蹈“就地转移论”的旧辙，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与建设浪费，用长远的眼光、系统的思维去研究这一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3目前，我国对于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制度层面，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对各项制度如何才能形成合力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仍有待加强。因为除了对我国城市化相关制度缺乏全面综合的分析研究之外，更使人忧虑的是，一些国家机构和决策部门在对传统体制进行批判的同时，在提出城市化的指导性意见时，却几乎还是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传统体制下一些想当然的框框仍然在限制着他们。对此，王远征曾尖锐地指出，小城镇化是对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问题、政策建置“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以及靠政府“抓”城市化而不是由市场“育”的问题王远征：《什么样的城市化》，《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1日。，这些都是有关部门观念落后的具体体现。所以，更新思维模式，进行全面的、全方位的制度创新与机制重建，是当下我国城市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最为紧迫的工作。我们要对阻碍城市化正常进行的各项制度逐一检视，同时要对诸如土地、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项制度在促进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重要性进行分析，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进行改革，以期形成制度合力。
4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且走了不少弯路。而在此期间，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极快，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或称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既要追赶新的后工业文明，又要补工业化阶段的发展课，这一切表现在城市化上就是：我国的城市化不可能从从容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完成，而是多个城市发展阶段相互重迭，城市蔓生与郊区化同期发生、传统工业集聚区域与新产业创新空间并存。各类快速交通干道的形成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城市的空间形式发生了一些不同于前些时代的变化。这对城市学界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城市学界的足够重视。
三、中国的城市化理论需要创新与重建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而他们的工业化则是在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后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故而，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缺乏制度建构的论述。因此这一理论到了正处于社会制度转型期的我国就显得先天不足。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城市化时，是站在一个怎样的起点之上呢?近3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没有促成全社会的全面进步，反而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分隔。1978年以前，各级各类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生产地域综合体而不像完整的城市，而我们的乡村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因此，只有把城市化提到制度创新的高度，对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的认识才可能真正到位。在1978年以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因为制度不合理；而1978年以后在城市化实践上的彷徨则是没有认清制度的强大作用。综观我们在城市化研究上的状况，我们似乎是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了一些并不那么重要或“不相干”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说，关于道路或模式之争，应当是在我们的城市化制度重建与机制创新得以完成，城市化在市场体制下运行了一定时间后，再来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的城市化制度与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或理顺的时候，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城市化道路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二元城市化论”、“乡村城市(镇)化论”等都是值得商榷的论点，是典型的对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总之，中国的城市化理论需要创新与重新阐释，或如王红扬所表述的，城市化的传统“范式”期待“转换”王红扬：《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城市规划》2000年第6期。。可惜的是这类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太少了。
城市化理论或“范式”重建的第一步就是重新阐释城市化的基本概念。我们愿在此抛砖引玉：所谓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全面制度创新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内部人口、资源与产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以城市为主导重新进行空间配置的过程，其间伴随着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在此我们强调城市化是工业化后新的经济制度的产物，在城市被“化”出来的过程中，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与过程，将必然使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农业被现代农业所替代，传统乡村社会将因之解体，农业社会时期的旧城市会被彻底地改造为充满现代气息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工业文明将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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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德刚：《小城镇大战略——“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理论前沿》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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