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润生先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思想非常丰富，文章就四方面作简述：一是关于“农民定、天下定”的战略思想，二是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三是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的思想，四是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思想。学习研究杜老的思想，对于做好“三农”工作，推进改革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改革 “三农”工作 家庭承包经营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2-043-03
杜润生先生是公认的深刻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了中国农民的自由和幸福，为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之路，杜老毕生为之艰辛探索，殚精竭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因此，学习研究杜老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做好“三农”工作，推进改革发展意义重大。杜润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山西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中。
一、关于“农民定、天下定”的战略思想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农民，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完成民主革命，并提出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偏差，违背自愿、互助、民主的原则，对农业合作化的工作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一夜”进入高级社，使农村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进入改革开放初期，杜润生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指出，我国人口多，农民多。“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事业，如果能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业。”（《文集》32页）
随着农村改革的突破和生产力的解放，粮食超常规增长，杜老在1984年1月指出，“农民的命运，也就是国家的命运”；“农民的前途，也就是国家的前途。”（《文集》164页）在当年11月12日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吃饭问题是第一需要，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人民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发展。”“吃饭问题非要自己解决不可。”“没有饭吃的时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了饭吃的时候还是基础。”（《文集》233页、234页）
改革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得农村工副业发展较快，农业的比较效益下降，加之价格波动，局部地区农民向农业投入，尤其是向粮食生产投入的兴趣减弱。杜老针对这一问题，在1986年11月提出，“保护农业的经济地位，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靠近，应成为农村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文集》306页）
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成就，使广大农民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光明前景。以后，农村改革和发展还是不断有进展。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密集出台，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状况都有了明显改观。但是，中国农民问题依然严峻，面临着诸多难题。
杜老在2001年6月就强调：“当前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能动摇。”“我们必须处理好农民问题，”（《文集》1150页）杜老告诫我们，“农民可以是顺民，安分守己，努力劳动，如果生活不下去，走投无路，也会成为暴民。”“总的来说，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如何进入现代化，需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文集》1154页）杜老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文集》1173页）
“农民定、天下定”的战略思想始终是杜润生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从中可以看到杜老热爱农民的深刻原因，可以看到他一生为农民代言、始终牵挂农民福祉的深刻原因。学习研究杜老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感，把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把巩固农业基础的弦始终绷紧，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发展进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始终坚持。
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是杜老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我国农村政策的基石。
他通过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分析了包产到户的几起几落，指出“包产到户是受经济法则驱使的，可导而不可堵，堵是堵不住的。”（《文集》12页）杜老认为，“有人说包产到户表现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动摇。你搞的社会主义不能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吸引力不强，难怪农民动摇。他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不赞成‘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文集》17页）“绝大多数农民想摆脱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那种多年来得不到解决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过重的负担、缺乏民主的行政命令和少数人的专断横行现象。而包产到户，可以帮助农民实现这种摆脱，所以受到群众欢迎。”（《文集》52页）
杜老认为，“生产责任制，不同于过去的私有经济，它是集体经济的内部结构，是统分结合的形式。”“包干是包产的变型，是把分配也包进去了。”“这比起‘大锅饭’、‘大呼隆’是个大进步。这种责任制，就提高生产力而言离社会主义更近了，不是更远了。它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一种形式。”（《文集》63页）“如果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追求大而公的形式，会成为一种空架子，阻碍生产力发展。”“大脚穿小鞋，受不了；小脚穿大鞋，也走不了路。”“寻求我们改革的道路，要既区别于‘一大二公’、‘穷过渡’，又不等于放弃合作化，推倒重来。”（《文集》50、51页）
杜老认为，公有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既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又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可以使农户根据气候、环境、农作物生长和市场情况，及时作出决策，保证农业生产不误农时顺利进行。“农业不同于工业，尤其不同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工业，一个相同的生产程序、劳动程序，在不同地点，甚至不同国度，都可以进行。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和产品质量，都可以按同样的标准实行严格控制。而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土地和有生命的动植物，他受着许多变动因素的影响。”“及时了解、掌握这些因素的每月每天甚至每小时的变化，并加以调节，使之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不是靠别人的力量，而是靠人，靠劳动者自己。”“农业生产特别需要生产者对生产的高度关心。同样一块地，关心和不关心就不一样，多平整一次和少平整一次不一样。”“如果说工业企业还需要建立责任制，那么，农业就更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能唤起劳动者个人高度关心的责任制。”“农业和工业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业有许多阶段可以出产品，叫做零部件、中间产品，每天每个人都可依产品数量和质量计算他的劳动量，农业却没有什么零部件，劳动时间同生产时间不一致。耕地、播种、施肥和除草等，每一环节并不体现为产品，只是劳务投入，劳动价值凝结物只表现为最后的产品。因此，衡量劳动成果是看最后的收获如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集劳动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提升了农民对土地的亲和力，“可以使农民直观地感到劳动和报酬的联系，心中有数，干起来劲头大。”“中国农业又有中国农业的特点。中国人多地少，为保证食品需求，必须保持土地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因此要在更大的程度上靠精耕细作，而精耕细作不能不靠农业劳动者的主动性。”（《文集》47—48页）“包产到户”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农户收入。2002年1月，杜老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有的同志列举不搞包产到户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为范例，否定家庭承包。但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几个典型的好经验长期以来难以推广，而家庭承包制一经启动，即形成改革之潮。”（《文集》1248页）
杜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大量存在的事实。他说，“一家一户可以是自给自足经济，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也可以体现大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农业多数是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但它是社会化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农户种几百亩地，种子、肥料、机耕、收割以至运输、贮藏等由其他专业户或企业承担，形成了一个农业生产的整体，互为依存。”（《文集》70页）杜老还进一步指出，“全世界的农业，包括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形式。”（《文集》1281页）说明这种家庭经营方式，不仅适用于当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家一户的经营，随着生产发展，就要慢慢从‘小而全’发展到‘小而专’，‘小而专’变为‘专而联’。专业化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就必然要和社会协作，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联合，形成社会化生产。”（《文集》71页）
杜老认为，农民的家庭经营机制是废除不了的，我国必须长期坚持。要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绝不搞“归大堆”，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这是为了稳定农民对土地的预期，鼓励农民保护好、利用好十分稀缺的土地资源，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生产率，发展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精细型生产。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当然稳定家庭承包制并不意味着止于至善。家庭经营的生产功能，将随着农业生产函数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取向，将找到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联合形式，实现第二次飞跃。学习研究杜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下理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明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取向，提出改革的系列举措，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关于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的思想
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重建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同时，杜老强调农村深化改革要与改革宏观经济运行体制相配合，加快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好“市场关”。在《认识改革，坚持改革》《抓住改革的主攻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文章中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杜老以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的10年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引起的经济运行僵化与扭曲，阻碍经济持续发展，在我国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自身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进行产品交换，只能是商品货币关系，等价交换关系，像对待国有制那样计划调拨产品方式，”国家与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方都不会自愿接受。事实证明，即便是国有制也不可能长期接受违背价值法则的产品调拨制度和全国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制度。”“现代经济，产业结构、资本技术结构、产品结构，随科学技术进步而日趋复杂。交换前提条件是将不同量不同质不同手段的劳动，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取得价值形态以便实现平等交换。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操作的巨大工程。靠市场经济体制则可以由交换各方根据自然形成的价格信号来解决。政府可以也有必要运用经济为主的调控手段影响市场，但无法替代市场。”（《文集》496—497页）杜老指出已经“到了全面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了，要下决心加快过好“关口”：一是过“发育产品市场”关。二是过“发育要素市场”关。三是过“所有制完善”关。四是过“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关。五是过“走向世界市场”关。六是过“转变政府职能”关。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杜老指出，“政府职能应从直接经营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整个国民经济总体设计的管理、制定法律、政策、提供信息指导等方面。”（《文集》486页）“政府应大胆彻底放弃直接经营企业，实行政企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应代表整个社会，执行调控经济运行职能，制定共同遵守的竞争规则。学习研究杜老的这些系统的思想，启示我们今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市场经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类社会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也面临着政治发展问题。推动政治观念更新、政治制度完善、政治行为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杜老主张改革不仅要过“市场关”，“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而且要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以建立民主法治为基本内容的改革，过好“民主关”。他认为，要“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文集》925页）。杜老认识到，要健全民主制度，使人民大众能够参与国家事务，懂得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并对任何专制倾向和来自各方面的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保持警惕。要发扬民主，才能使不同要求、不同声音得以充分表达，以便集中起来实行科学决策。“反对活跃思想，反对意见分歧，最终可能导致决策错误。有不同意见不要一棍子打死，而是允许充分表述。”（《文集》938页）因此，必须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给市场经济以民主的环境和法制基础。杜老强调，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他认为“我们欠农民兄弟太多！”（《文集》1175页）农民还没有取得国民待遇，有些方面还受到歧视。他建议“明令废除原有的歧视性的法规制度”，给农民以基本的公民权利（《文集》1174页）。杜老从上世纪80年代就一直呼吁建立农民协会。“全世界农民都有自己的团体，都有农民协会，只有中国农民没有。”（《文集》1147页）他为农民代言，就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就是反映农民的诉求，维护农民的利益，提升农民的话语权。
四、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思想
杜老致力于推进农村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十分重视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根据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趋势，杜老认为，“现在当机立断，急起直追尤为未晚。但有多种赶法，亦步亦趋不是好的赶法，要保持中国特色，走出一条捷径。”（《文集》840页）他认为，“无工不富是对的，但需要补充一句：务农也能致富。”（《文集》229页）他强调，“农村要想富裕起来，就是要搞多种经营，要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综合经营这条路。”（《文集》165页）要“建立一种新的产业结构，搞农林牧、种养加，农民所得也很高，同样可以致富。”“林业大有文章可做，园艺化农业，搞立体农业、庭院经济，”（《文集》229页）“我国区域如此之大，各地自然条件不一样，资源禀赋不一样，各有各的区域特色。”“各地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发展途径。”“这种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前提则是思路创新。”（《文集》1030页）要提高粮食的优质率，发展特色农业和健康养殖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尽可能延长农业链条，增加附加价值。要发展都市农业，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提倡休闲农业、观赏农业，多种林木瓜果蔬菜和花卉，增添旅游设施，兴建天然公园，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
杜老认为，“从大农业领域，即农、林、渔、牧、园艺着眼，为发展商品生产，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必须加快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将“一系列机械向农村普及”（《文集》806—807页），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美国的现代化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消耗能源太多。它的农业机械化成本太高，不经济，是石油浇灌起来的。”“我国的人口多，特点不一样。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都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不断把半数以上的农民转移到城市。这一点我国在短期内办不到，需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来。”（《文集》34页）“我国农村不能像那些土地资源大国，光靠投入机械替代人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光靠增加土地投入以提高粮食供给率，这样的路子是走不通的。我国的资源结构只允许走集约经营的道路，这就是用适合条件的现代技术改造传统的农业技术，并实行深度加工，综合利用，农业工业化，延长产品增值的区段，用科技的投入来突破资金、资源的约束。”（《文集》323页）各地农民要兴办多种样式的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产业，一村一品，发展特色农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文集》1421页）“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提倡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多种林木瓜果蔬菜和花卉，增添旅游设施，兴建天然公园，为都市居民提供一个休闲的场所，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文集》772页）
杜老认为，“家庭经营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持久不灭。但是家庭农业的缺点是，家庭经营规模并不经济。”“家庭经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结构，终究要找到适当的联合方式，这是必然的发展。”家庭经营，“呼唤联合，呼唤规模。”“我们一直提倡多种形式的双层经营，供销合作社是一种形式，村里的社区组织也是一种形式。公司加农户、龙头企业也是一种好的形式。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文集》976页）
中国农业现代化前景广阔，现在要“推动农业向知识经济转化，重视提高农业发展的知识含量”，“重要的是培养农业人才”，要加强农业信息化手段，使“农业成为知识产业。”（《文集》1459—1460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为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制定分区推进战略。”（《文集》407页）
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注重可持续发展。杜老指出：“可持续发展乃是当代经济发展战略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开创农业现代化新路不容回避的选择。”（《文集》845页）他在组织起草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时，就强调要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基本农田不得改变用途，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制止滥占耕地，要加强农业资源的保护工作，开展多种经营，不要破坏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他认为，“应该设计与选择一种合适的制度，从产权结构、利益分配到市场流转等方面作出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爱护土地、利用土地、改善土地质量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文集》685页）他告诫我们，“人类必须从单纯使用甚至破坏森林时代，进入到创造森林、营造森林时代。”“重采伐、轻营造，缺乏远见，以至于今天受到惩罚，若再不觉悟，就要受到更大的惩罚。”（《文集》265页）“一切城市与乡村必须注意节省水、电、油、化肥，节省各种石油加工品，提高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提倡有机肥的加工利用，提倡节水灌溉，提高利用再生能源，提倡科学栽培、科学施肥，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文集》773页）
杜老的文集中，还深入阐述了关于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关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思想，关于发挥文化软实力的思想等。对我们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科学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杜润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1（5）
[2]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年》序. 农村研究，1998（12）
[3]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8（12）
[4] 余展，张太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读杜润生著《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农业经济问题，2003（3）
（作者简介：白益民，山西省城市经济学会研究员 山西太原 030000；白卫星《经济学家周报》编辑部副主编 北京 100000）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