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之后，石油已成为世界列强竞相争夺的重要目标，石油是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因素，石油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能源的竞争和合作，是中国维系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其巿场油气供应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能源困境及挑战
中国在世界能源资源蕴藏分布中尚算丰富，中国既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和石油消费国。1992年之前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随着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耗能企业不断增加，同时也不断吸引众多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今日的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于1993年起转变为石油进口国之后，能源消耗不断趋升，至2005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已经上升为42.9%。按照202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计算，届时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或超过60%。事实上，要让中国以其本国有限的油气资源，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工厂”对能源不断增长的需求，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此中国必须进行国际资源的合作，参与国际资源的经营竞争，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和巿场需要，应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严峻挑战。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如未能在国际间掌握其巿场所需油气量的供应条件保障，其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将受到石油供应紧缺带来的直接冲击和威胁。没有能源资源的有力支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石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石油，的确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它牵动着众多国家的战略“神经”。石油工业既是一个有暴利可图的行业，也是人类工业革命的动力，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
利用石油资源，有的国家在几年内即可暴富。俄罗斯是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资源大国，2005年，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增加到2.2亿吨左右，令到俄国全年“石油美元”收入超过900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到1000亿美元左右，其外汇储备将在今年底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
中国的石油公司也是中国的最大纳税大户，更是中国巿场最大的获利者。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达到30,86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石油化工类企业共有55家进入纳税百强，其纳税总额为1397.87亿元人民币。前10名纳税大户中，有7家企业与油气有关。中国石油领域“三巨头”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可见一斑。
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能源的合作
在当今国际石油资源角逐中，能源外交是必不可少的。国际间经济发达国家的石油外交颇具特色：美国鼓励大公司抢占资源战略，确保其既得国际间的油气利益，以军事为后盾，构建自己的石油帝国；日本是官商结合，金钱铺路，灵活渗透，以占有国际资源为最终目的；俄罗斯则紧握其油气资源左右逢源，谋建第二欧佩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全球化的一员，对石油的需求是全世界的问题。只有中国相应地参与全球石油勘探开发经营，更有效地融入全球石油安全保障体系，才能确保中国及全球的经济利益。因此，积极并务实地开展石油外交，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的石油需求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通过互信合作共同解决中国及世介面临的能源问题，是增加全球石油资源的供应和保障自身需求安全的战略重点。中国则应与油源国进行投资合作，以市场优势积极争取资源合作的主导权，以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合作计划，配合国营油企的海外能源投资合作，争取国际油源与中国巿场直接对接的“双赢”，以有力的石油外交来提高获取国际油气资源相应份额的安全系数，在国际间打造出中国巿场海外油源生产供应的补给基地。
中国面临寻求国际能源的竞争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巿场的尝试决非是一帆风顺的。美国政客把能源争夺视为中美关系中潜在的“冲突源”，甚至认为：20世纪最大的冲突是美国和苏联的军备竞赛，21世纪最大的冲突就是中美之间对能源的争夺；中国和日本在国家石油安全战略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在东海领海权属问题上所存在的争议，令中日能源争夺更表面化。中国近年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供应，打破世界能源原有格局的利益分配结构；中国庞大的石油需求，弱化了原有能源进口国的谈判能力。中国与石油出口国的友好交往，被某些军事、经济强国视为对其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侵犯和对其核心利益的威胁。因此，从中国国营油企进行国际能源投资经营时，在海外收购油田及油企而出现“价高者不得”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在实施国际油源投资经营被西方大国和经济竞争对手恶意针对，这是值得中国政府思考和认真应对的。
中国海外能源拓展应以亚非拉国家为合作对象：近年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缅甸、印尼等国的政府达成购油和铺设输油管等合作协议；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六个成员国在能源领域合作的展开，这均是基于提升相互之间经济方面的互补合作，争取能源目标十分明显。中国的近邻俄罗斯，2005年对华出口石油760万吨，2006年对中国出口的石油总量将达到1180万吨，低于年初预计的1500万吨的目标。这是基于俄罗斯的出口战略，也基于通过铁路运输能力等条件的制约，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只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却未能满足和保障中国巿场对外国进口石油的需求。
中国应突出将非洲国家作为能源合作的重点。中国在以亚非拉国家为重点的能源合作对象同时，特别应将非洲国家作为能源合作的重点。非洲石油蕴藏量相当丰富，而且品质优良，提炼成本低。专家预测，到2010年，非洲石油产量在全球总产油量中将达到或超过20%以上，美国今后10年所需的石油，将有25%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因此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同样也面临着争取非洲国家的国际竞争：美国为确保安全的能源供应，依靠海外数百个军事基地，控制全球石油战略枢纽、输油管线和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今年更设立非洲美军司令部，推行强硬的“霸权主义”，这均与争夺非洲石油资源有关；日本也在非洲积极活动，不仅有众多“财大气粗”的日本企业积极投资收购矿产、油气资源项目，而且日本政府更在非洲地区增设200个使领馆，并通过经济援助的物质拉拢而取得非洲各国更多的资源控制权。
中国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新中国在对外交往和合作史上，中非之间反帝反殖民的经历相同，政治立场与原则相近，双边合作关系良好，中非兄弟情谊深厚。为确保未来中国巿场有足够能源供应，中非的交往与合作，现已从过往单纯的经济援助与政治支持关系，转化为大规模、多领域双方共同参与的经济合作模式。
信守合同、诚实经商是中非合作深化的保证：目前，非洲正处于“中国热”，非洲巿场对中国产品无任欢迎，中国企业也大批大批地将众多的中国产品以廉价的优势抢占非洲巿场，为了维护这种合作关系并使之不断地稳固发展，中国政府有责任监督涉外企业输出技术设备、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涉外企业也必须信守合同，保证履约的严肃性，以坚持和保证中国对非洲国家一直以来的诚实守信而赢取非洲人民对中国的信任，这才是深化中非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去年，中国进口的石油当中有30%是来自非洲，今年相信将会达到40%，其中非洲苏丹已成为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中国国营油企对非洲尼日利亚海上油田的收购就耗资数十亿美元，但目前中非能源合作的形式，只局限于投资参股。中方应设法深化合作的目标就是要取得石油资源的控股权，并且将中非能源合作的项目拓展到建设综合石化基地，包括炼油厂、油码头、储油库等配套设备和设施，才能达到中国于非洲打造投资能源生产供应基地的条件，保障中国“世界工厂”油气安全供应的目的，达至亚非拉能源直接与中国巿场结合的“双赢”局面。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召开及“北京宣言”的签定，中非合作从原单一经援政治互助，推至大规模、全方位、双方共同参与的投资经营和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进入了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合作共赢、文化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时代。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与拥有8亿人口的非洲紧密合作，将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市场。中非的友好合作关系才能保持和发展，中国才能有机会和条件在非洲投资控股相关能源项目，并打造成为中国主导的海外能源供应非洲基地。
中国应借鉴外国保障石油供应的成功经验和政策
要保障中国石油供应安全，最根本的需要是建立完善的石油巿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海外石油基地。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和石油需求大国有许多经验和政策值得中国借镜。
实施石油战略全民化模式：实施中国石油企业走向国际的发展战略，是寻找世界石油资源途径之一。一些国家就是通过支持、鼓励民间企业，私人资本参与国际石油资源开发，建立海外长期的石油生产供应基地，稳定地获取油源的。如海外份额油掌握得越多，则利用国外石油资源的主动权就越大。
开展“民间外交”，鼓励民营油企走向国际：借鉴美日石油战略企业全民化的模式，中国政府在组织数家大型国营石油企业积极落实“走出去”战略的同时，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参与全球能源开发，将资源开发的领域延伸到海外的每个角落，通过中国本土企业增加投资国际能源项目对中国巿场的供给，保障中国巿场和“世界工厂”对能源的需求，将是中国能源企业进入全球化新纪元的标志。
扶助中国民营企业参与海外油气资源投资：在海外资源的投资开发中，日本事实上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格局。日本政府还推行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和贷款支持计划，对国内企业从事海外资源开发提供资助或贷款担保支持。美国政府则通政府采购、减税、产业支助、信贷和加速折旧等政策，积极支持参与石油资源战略产业的企业发展，而中国至今却未曾有任何支持民企进入国际能源开发巿场的操作计划和成功实践。
美日政府这些行之有效扶持企业实施国际资源经营的措施，也可以为中国政府向民营企业、民间商会机构提供政策支持作为借鉴。另外，为落实上述战略，中国政府应鼓励国营大型石油企业，利用其技术和人才优势，为民企的海外油气开发项目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中国政府职能部门应逐步调整政策，实现实质性的资本输出政策松动，为民营企业走向国际能源巿场，制定配套的相关鼓励政策；中国政府还有必要协调中国油企之间国际业务的合理分工，有序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加强对石油战略和管理的领导：结合中国实际现状，在完善国家能源和国家石油管理体制和立法方面，美国的管理经验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因为石油是非常特殊的战略资源，对该资源的管理涉及石油工业、石油市场、石油对外合作、石油外交等领域，这也是发达国家设立综合性的管理机构和能源部幷下设能源监管委员会的原因。
在美国，解决国家的“能源问题”是总统的要务，布殊总统成立了一个由副总统切尼牵头的国家能源政策研究小组，委托其制定一系列美国能源的长期计画。该小组对美国能源政策进行了审核。由编制有十几万人的能源部，设计、制定完善的战略和各类计划，指导和监管美国能源的发展，保障其国家的能源供应。
虽然中国政府有一个能源领导小组，是由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由黄菊副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担任副组长，由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操作空间和效率却未见令人满意的成效。当中国有关部门官员向美国同业自豪地表示，中国管能源的只有几十人时，美国人吃惊得要选他“当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说目前中国的石油管理机构其职能定位与国家能源综合管理机构的要求相去甚远。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能源消费国，出于从对能源的战略意义高度考虑，组建类似于美国能源部的综合性能源管理机构，一定要在组织上、编制上有新的突破，才能加强管理，加强政策协调，完善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油气资源开发，实现能源供应全球化和多元化，确保国家的能源需求得到满足，适应国际巿场变化的形势。
创设石油贸易平台，争取国际石油定价权：中国宜在国际大都巿──香港创设石油交易巿场，为中国巿场取得国际石油的直接供给创造条件。中国政府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但寻找世界石油资源的另一途径，是通过石油贸易，从国外直接购买石油及石油产品，即“贸易油”，是利用国外石油资源的主要管道和手段。虽然中国已经是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但石油价格仍存在被动接受国际油价的情况，这与中国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
近年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增长迅猛，今后中国对石油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20年石油年需求量将超过3亿吨，对外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将超过60%。中国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石油的主要进口国，其石油供需情况直接影响到“亚洲基准油价”的确定，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石油市场中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或指针作用。
虽然，目前新加坡仍是与伦敦、迪拜和纽约齐名的世界公认的4大石油交易市场之一，凭借其石油运输、仓储、炼油及位于世界主要区位贸易航线，同时具有与伦敦和纽约等国际重要贸易中心相互补充的时空优势，使之成为短期内未能被取代的亚洲石油贸易和定价中心，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及其市场自由化，许多石油公司将主动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大宗贸易，为中国大市场服务，而不再以新加坡为中转或交易基地的方式，是完全有可能并可行的。所以利用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优势，借助中国华南地区具有的石油炼制业的实力，提高和保证油产品质量，不断拓宽销售管道，主动掌握和支配更多的油品贸易权，中国应争取在与新加坡具备竞争优势条件的香港创设国际石油交易平台，尽快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充分利用中国国营油企（如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已在香港上巿的优势集资实施；利用香港离岛较多的特点建立油码头和储油库，从而掌握石油产品的主动权，才能使中国在油品价格形成中具有一定的发言权，逐渐摆脱国际军事和经济强国对石油的控制和操纵。
综上所述，作为当今世界能源主体的石油，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血液”，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中国的经济能否维持可持续发展，石油成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元素，因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并置身其中，不断地提高政府掌控油气的条件和能力，积极地参与国际能源巿场的合作与竞争，在国际上通过投资经营掌控相应的海外油气资源；在香港创设石油交易和贸易的平台，为中国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打造出保障油气供给的条件，这将是中国石油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