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杂传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传统，加入了诗歌辞赋、民谣谚语和骈文等韵文形式，形成了韵散结合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手法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从史学方面来说，它从更广泛的层面和角度记载了历史，并为文学研究者和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从文学方面来说，它展示了各种韵文文体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情况，增强了杂传的艺术感染力，对于表现人物形象和叙述事件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对后世小说散文的撰写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杂传；韵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2-0088-03
杂传是指正史列传以外的杂体人物传记。西汉末年，“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1］（P982）于是杂传文体得以确立。至魏晋南北朝，杂传创作迎来了鼎盛时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杂传创作虽不同于正史列传，但其作为“史官之末事”，无论是在写作体例还是传人手法等方面都深受正史列传的影响，在传记散文中加入韵文的使用即是其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中使用的韵文主要可分为诗歌辞赋、民谣谚语和骈文三大类，下面将对这三类韵文在魏晋南北朝杂传中的使用情况及其价值作简要探讨和论述。
一、诗歌辞赋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历来是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历史散文中插入诗歌的传统，早已有之，《左传》、《战国策》中引《诗》、用《诗》的情况就十分普遍，《史记》、《汉书》中载录诗歌的现象也多有所见，这对后代史传文学中诗歌的载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正史列传还是杂体传记都承续了古代叙事散文赋诗引诗的传统，虽然两者所选诗歌的范围和材料会有所不同，但却都是为传写人物服务，通过诗歌表达所传人物的心态、感情或是表现作者的写作风格、才能等。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系统中，四言诗和五言诗占据着主流地位，尤其是五言诗，无论是诗歌体式还是写作技巧在此一时期都得到显著发展，并不断成熟完善。魏晋南北朝杂传中也不乏五言诗的佳作。例如《名士传》中所载何晏的五言诗：“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2］（P535）何晏的这首诗颇具玄学意味，饱含忧患意识，表现了作者复杂的心理思想。何晏作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自然羡慕无为自由的状态，如鸿鹄之逍遥游，但他也了解既已入世，便无复后退，所以尽管常感处境艰险，也只能如浮萍般随风吹送，随时世变幻。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名士传》中亦有说明：“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2］（P534-53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惧而赋诗，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当时忧虑不安、无可奈何的心境。又如《文士传》所载阮瑀所造之歌曲：“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3］（P600）整首歌曲音韵和谐，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这两句充分表达了作者不愿为曹魏所用的心志。尽管这首诗是否为阮瑀所作还颇受质疑，但如果仅从诗歌文体本身而言，确属上乘之作。五言诗而外，传统的四言诗依旧保持着其数量上的优势，与五言诗相抗衡，但此一时期四言诗的创作多是出于对经典的模仿，而较少新意和发展，略显缺乏生机，佳作殊稀。晋朝时，四言诗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一些酬唱赠答场合，这在杂传中亦有所反映，如《文士传》载：“桓驎伯父乌（《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五作焉，此讹。）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座，焉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异才，殊能作诗赋，各（据《御览》，当作客。）乃为诗曰:‘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驎即应声答曰：‘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予憃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媿过言。’”［4］（P544-545）这段文字记载了桓驎与客人交往应答相互作诗的场景。客人首先为诗，以甘罗、杨乌为喻表达了对桓驎才干的欣赏，桓驎则应对自如，出口成章，表达了自己不敢与二子相媲美的谦虚态度。这首诗的引用有助于读者更真实地感受一个少年才子的形象。魏晋南北朝杂传中的四言诗还包括一种情况，即征引《诗经》篇章，这种引用的作用多是取类譬喻，援古证今，在此不再赘述。除了诗歌，辞赋是汉魏六朝另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关于史传与辞赋的关系，张新科先生认为：“史传与辞赋，一个求真实，一个务华丽；一个刻画人物，一个铺排事物，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唐前史传文学中，可以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5］(P247)魏晋南北朝杂传中也收录了一些辞赋作品，但数量较少，且多为咏物小赋，从而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取代了汉朝的散体大赋，成为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流形式。比如《文士传》载：“张惇子纯与张俨及异俱童少，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告曰：‘老鄙相闻，饥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骤为功，鹰隼以轻疾为妙，其为吾各赋一物，然后乃坐。’俨乃赋犬曰：‘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纯赋席曰：‘席以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 ’异赋弩曰：‘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悦。”［3］（P1316）这些交酬场合的小赋借物言志，简洁生动，对仗工稳，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才情。诗歌辞赋，是韵文的主要形式，它们作为传统的表情达意的文学体裁，被引入魏晋南北朝杂传中，这就增强了散文的抒情色彩，从而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使文章更显活力。另外，正所谓“言为心声”，作者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往往是反映作者心理和个性的首要资料，将它们引入杂传之中，能够更真实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特点以及写作风格等，对于表现人物、塑造形象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二、民谣谚语
民谣谚语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结晶，也是广大劳动人民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广大民众对于人物和事件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从他们的角度记载历史，更具真实性和可信性。魏晋南北朝杂传中民谣谚语的引用远比诗歌辞赋等韵文文体要多，除了受正史列传的影响，这恐怕还与杂传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首先，民谣谚语的篇幅短小，多由一两句话构成，诙谐风趣，这与杂传篇幅简短、自由灵活的特点正相匹配。其次，杂传是一些史官“因其志尚”、“率尔而作”的作品，它们在选材上不为所限，所以传主的生活轶事及民谣谚语等正史列传中不被重点选取的材料被大量选入杂传中。魏晋南北朝的杂传中大量引用民谣谚语，这些民谣谚语内容广泛，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品评人物类，二是谶谣类。品评人物既有对人物的颂扬，也有对人物的批判。其中颂扬人物政绩的谣谚如：“君不我忧，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处。”［6］（P2140）这首童谣出自《陈留耆旧传》，展现了广大民众对于廉洁正直、勤政爱民的良吏吴祐的赞扬和爱戴。又如陈寿《益部耆旧传》中所引童谣：“弃若戟，弃若矛，盗贼尽，吏皆休。”［6］（P1621）赞扬了张霸迁会稽太守后盗寇遂减的政绩。除了对政绩的颂扬，还有对人物才能的赞赏。如《殷氏世传》中时人为表现殷亮的勇武气节而作的谣谚：“石里之勇殷子华，暴虎见之合爪牙。”［6］（P2010）还有《江表传》中对柳琮的识人之才的赞扬：“得黄金一笥，不如为柳伯骞所识。”［6］（P2267）在魏晋南北朝杂传所引的品评人物的谣谚中，以正面赞扬为主，但也有少数谣谚表达了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憎恨与讽刺。如《鲁国先贤志》所载之谣：“东门奂，取吴半；吴不足，济阴续。”［6］（P2250）形象表现了东门奂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在魏晋南北朝杂传所引的谣谚中，还有一种形式较为重要，即谶谣。所谓“谶谣”，就是“把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通俗流行性结合起来的一种具有预言性的神秘谣歌，是以通俗形式表达神秘内容并预言未来人事祸福、政治吉凶成败的一种符号，或假借预言铺陈的政治手段”。［7］（P5）谶谣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历史中都有重要的作用，为历代正史列传和杂体传记所引用。经学者考证，现存最早的谶谣产生在西周末年。而谶谣最为鼎盛的时期则是在魏晋南北朝，这恐怕与此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特征有关，这种时代环境有利于谶谣的滋生和流行。魏晋南北朝杂传中所引用的谶谣既有预言政治人物生死的，也有预言战争成败的，还有预言政治局势变化的……如《英雄记》中所载：“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3］（P179）“千里草”即是“董”，“十日卜”是卓，这是一首预言董卓将死的谶谣。又如“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3］（P245）这首童谣是告知公孙瓒，令其“终始保易，无事远略”，但他未听，后为袁绍所灭。还有《江表传》载：“先是，公安有灵鼍鸣，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及恪被诛，融果刮金印龟，服之而死。”［3］（P1236）可见，这些谶谣不但具有预示性，而且具有应验性，也正是由于它具备这种特征，才使得它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民谣谚语，是民众在社会实践中创作的短小精炼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主要是在人民大众中口头流传，所以多采取韵文的形式，以易于记诵和传播。魏晋南北朝杂传中引入的民谣谚语以反映现实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主，且表述了许多为正史所不载的时政要事，这就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还可以使我们从当时民众的角度感受当时的社会，以对其有更深刻、更全面和更准确的认识。
三、骈文
骈文是介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它的特点是讲究对偶，讲究用典，讲究声韵，所以它从广义上来说也属于韵文。其实，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历史散文中就已时常出现一些骈词俪句、偶对韵语，但是当时这些因素的加入更多的是出于方便诵记等实用目的，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散文中再加入骈文因素，除了实用功能外，还有“文学自觉”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现象使文章开始注重自身的形式美，这使得骈文在此一时期得以确立并繁荣发展，尤其是南朝时，“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只在历史和其他学术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块微小的地盘。”［8］（P231）在这种环境下，杂传创作虽然仍以散体文为主，但其中也往往夹杂着骈俪化的语言。例如嵇康《高士传》载：“广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问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养万物，为之奈何？ ’广成子蹙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吾将去汝，入无穷之间，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4］（P637）这段文字骈散结合，富有韵律，句式长短错落，极具疏朗之致，表现了作者向往自然的心志。除了杂传文本外，魏晋南北朝杂传中传载的一些诏令、论赞、祝颂等应用文大多也是以骈文的形式出现的，这些文章声韵协调，句式齐整，偶对工致，骈偶倾向明显。如《竹林七贤论》中刘伶的祝：“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觚，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6］（P2200）又如嵇康《高士传》中的井丹赞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显讥辇车，左右失气，披褐长揖，义陵群萃。”［2］（P521）魏晋时期是骈文的形成和发展期，受“魏晋风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骈文多具慷慨之气，洒脱之风，往往以散行的疏宕之气运偶俪之辞，这些特点可从上引例证中看出。至南北朝，骈文渐趋成熟和兴盛，骈文的写作也更为规范，反映在杂传中就是文章自觉不自觉的以四六句式为主，注重声韵和谐之美，使事用典，辞采工丽。例如周景式《孝子传》曰：“古有兄弟，意欲分异。出门见三荆同根，接叶连阴，叹曰：‘木犹欣聚，况我而殊异哉！ ’还为雍和。”［9］（P424）又如慧皎《高僧传•晋中山康法朗》载神人对法朗说的一段话：“君等诚契，皆当入道，不须远游诸国，于是无益。唯当自力行道，勿令失时。”［10］（P154）可见，南北朝杂传中已刻意追求对仗工稳，音韵协调的四六句式，这与此时骈文创作的影响不无关系。骈文和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体,它们在写作功能、语言风格和审美形态等方面都各具特色，互有短长。散文句式灵活，长短不一，语言疏逸平淡，稍显枯燥，主要用于实用性文章的写作。韵文则句式齐整，注重用韵，辞采华丽，但易流于板滞，擅于铺排场景，罗列事物。在杂传散文中融入骈文因素，正可取长补短，不仅使文章语言亦散亦整，奇偶相间，而且叙事更为细致，表现人物更为生动形象，从而提高了文章的表现力。
总体说来，虽然魏晋南北朝杂传中加入了一些韵文的因素，但其仍是以散体文为主，这是因为散文善叙事，而韵文则主抒情，杂传撰作的首要目的即是写人记事。尽管如此，它们留给后世的并不是去韵用散，而是韵散结合，相互为用，这在文学史和史学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首先，韵散交错的行文方式增强了魏晋南北朝杂传的艺术价值，使其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在魏晋南北朝杂传中，作者或是引用人物富有韵味的大段说辞，或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诗词歌赋作品，抑或是引用短小精悍的民谣谚语以表情达意，从而使文章有韵无韵交叉错落，音调铿锵流畅，起伏跌宕，这就增添了杂传的美感，使人们在阅读史学作品的同时也欣赏文学作品。其次，魏晋南北朝杂传中所引的诗歌辞赋、民谣谚语以及一些骈体应用文许多都为正史和作者文集中所不载，这就为我们保存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资料，以补文集和正史之不足。比如《三国志•诸夏侯曹传》说何晏“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3］（P292）并未言及诗歌，而上述所引《言志诗》一首即出自《文士传》，且交代了传主创作作品时的时代背景，这就可以使我们更全面的了解了传主文学创作的情况。再次，杂传中引入韵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或印证韵文诸种文体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情况，从而为这些韵文文体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文献资料，这一点从上面的论述中即可看出。其四，魏晋南北朝杂传中韵散结合的创作手法既上承先秦两汉历史叙事散文的传统，又对后世小说散文的写作形式有一定的启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唐代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中普遍采取韵散结合的写作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魏晋南北朝杂传的影响，值得人们对此进行关注。
［参考文献］
［1］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刘义庆.世说新语译注［M］.刘孝标注，张万起，刘尚慈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3］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欧阳询.艺文类聚［M］.王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
［6］李昉等.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7］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8］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9］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小 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