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值班室回来的时候，鲁师傅正在宿舍洗脸。那是早上六点刚过，天还黑乎乎的。鲁师傅说，洗个脸我们就走，今天倒班赶上好天气了。他的声音很低，在幽静的暮色里像一只苍蝇，嗡嗡的。
我走进宿舍，我的两个同事睡得很沉。其间铁皮门吱呀响了一声，有一个就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借着手电光收拾东西。这时隔壁宿舍的鲁师傅把活动板房的墙壁敲得砰砰响。我压着声儿问咋了。他说，穿厚些，冷。
我把几本书和最近写的一些草稿装进手提包里，刷了个牙，又把靠着墙的被子往床中间挪了挪。石灰板的墙壁潮湿得能捏出水来，被子挨墙的地方已经湿了。做完这些，我出来时，鲁师傅正在脱裤子。确切地说，是把外头的裤子脱下来，在里面加上一条绒裤，再穿上。然后，他从墙上一只塑料袋里取出一套迷彩绿的雨衣，又套在身上。他戴上头盔的时候我感觉他像个宇航员，要往太空飞了。
他一边往下巴上系头盔的带子，一边瞅着我，说没洗脸么？我说没，电炉子烧坏了，没热水。他把摩托车推出厂铺大院，我们站在厂铺门口撒了泡尿。后来我点上一支烟，他歪过头打了个尿颤，看着我说，一早就吸啊。我吹了吹烟灰，把尿滋得老远。鲁师傅拍拍我的肩，说，到底是年轻人，顶风尿三丈。
临上车时他问我穿了多少。我拍拍胸，说，夹克里边是绒衣；下面，牛仔裤里面是内裤。
没了？
没了。
那冷哩，去再穿点，我等着。他把车撑好，说。
我说算了，想穿也没衣服，就带这么多，全套身上着呢。
他用脚蹬启动杆，蹬了十来下，摩托车像头奄奄一息的老牛一样；喘了一口气，又睡了。天冷，他解释说，车不爱着火。又蹬了几脚，摩托车还是吭哧吭哧地半死不活。鲁师傅说，咱溜吧。
眼前就是下山的路，长长的陡坡盘在半山上，像许多个“之”字。鲁师傅用脚划船似地划了几下，摩托车就凭惯性顺着陡坡往下跑。速度慢慢加快，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响起来。我说，鲁师，慢点，慢点。鲁师傅似乎没听清楚，转过头大声啊啊了两声，说，啥？我没说话，风在耳边吼得更厉害了。
这段坡经常溜车。矿上的车子如果打不着火，就借坡溜。我想起一个月以前，那个姓赵的年轻司机开着他的柳特翻斗车也从这坡上溜下去，就再没回来。那是个中午，在白晃晃的阳光里，我看着他的尸体，从车厢底下被慌乱人群拉出，变形的脸上沾满血与土的泥糊糊。他的尸体开始流血，衣服和盖在身体上的床单就被渗出的血染红。天却就阴了，风呼呼地在我耳边刮个不停。
料理后事的亲属晚饭时才赶到，有人嚎哭了几声。然后，我在远处看着那里点起一团火，也许是在烧纸，火光诡异地在暮色里跳跃。白色的棺木——崭新的，还来不及刷上黑漆——从一辆车里抬下来，载着尸体，呼呼远去，像一阵风一样刮向远处。
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宿舍的同事没有关灯，刺眼的灯光里，他们翻身，叹气，一直到深夜。反复说着诸如“如果不……就不会……”之类的话。半夜里风又刮起来。活动板房到处都是缝隙，风一阵紧一阵慢。紧的时候像疯了一样，似乎要把这摇摇欲坠的简易房屋掀掉。屋顶上压着油毛毡的砖头被风掀起来，重重砸在地上。几只饮料瓶在风中噼里啪啦乱响个不停。依旧是呼呼的风，从我枕头侧面的墙缝里灌进来，凉凉的，灌进我的被窝。
摩托车快到那次事故的地点时，鲁师傅踩了踩刹车，挂上档，车幽幽地喘了几声，启动了。我回头看看白生生的路面，那曾停放过尸体的地方，已经看不出任何迹象，只有路旁烧过的纸灰，黑乎乎的一个椭圆，扎眼地夯在那里。
风依旧呼呼地在我耳边吹着，只有风，不知厌倦的风，无所不在的风，呼呼作响的风。摩托车风一样下山。在山沟里时，我看着两边黑压压的山，似要随时都滚落下来一样。我回了回头，薄暮里厂铺的院子像死人一样安静，或者，像一所古老的庄园，透过皑皑的雾气，朦胧而苍白地，随着摩托车的颠簸忽闪忽闪着，渐渐小而模糊了。
鲁师傅又跟我说了句什么，风大，我没听清。我侧过头把左耳转向他的脑后，说，啊？他问我冷不冷。我说还行。他就轰了油门，速度又快了。路面残破不堪，摩托车跳得厉害，我双手抓紧了车尾的铁架。呼呼的风在摩托车错乱而无休止的跳跃里变成了一支打击乐，歇斯底里地撞击着我的耳膜，像一个疯子敲击出的节奏，抑或，是重金属或者野兽派。
十几分钟以后，摩托车跳跃着走出山沟。黑黝黝的沥青路安静着，一头在我的眼前，另一头隐匿在暮色里。天稍微白了些，依旧安静，安静的路边小卖铺和几所破破烂烂的矮泥房。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空空的。在这样的旷野里摩托车的突突突的吼声显得更响亮了。鲁师傅松了松油门，有些担忧地问我，领导不会下来吧？我说估计不会，领导这阵睡得屁眼里脉都不跳了。鲁师傅说，难说。
我们的领导行踪难以捉摸。他姓刘，细高身材，鹰钩鼻。这位姓刘的矿长是我们这家隐匿在山上的破烂国营金矿的厂长，最高行政长官。他掌握着所有工人的生杀大权，除非你背景过硬，跟县里某位高官有关系。不然，如我和鲁师傅这种，挤破了脑袋才混进来的员工，只消他老人家一句话，便能砸掉这饭碗。没有开除这样的说法，那叫待岗，卷铺盖回家，等着上班通知。通常这一等就遥遥无期了。
鲁师傅的忧虑让我想起老陈。那个沉默寡言的五十多岁男人，上班的时候他总会拿一只锈得暗红的茶缸，一边喝茶一边低头想事。他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准是骂人。咒骂。骂所有的同事，若有人上班迟到了几分钟，他会独自嘀咕：日他娘去了吗？！还是跌崖底下绊死了？！他上班几乎不怎么管事，凭着斑白的头发，他有资历。跟我和鲁师傅一样，他在夏天的一个早上，提前下班两小时，骑着摩托车回家。在山沟里时，跟刘厂长的三菱越野车碰个正着。这事的后果是，领导认为老陈早退，月底扣工资的十分之一即两百元，然后待岗。老陈来单位收拾铺盖那天，依旧独自小声嘀咕，说是哪个不得好死的东西告密之类。之后全厂员工都趿拉着拖鞋站在厂铺大院里，目送着老陈把铺盖卷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缓缓走出厂铺。与此同时，风轻轻地吹起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老陈，据说他有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老婆似乎没有工作，老陈曾不止一次跟别人借钱，说是给女儿寄生活费。
事后我们纷纷猜测，刘厂长为什么会天不亮就来矿上？从县城到这里，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这样说来，刘厂长是在早上四点多从城里出发的。怪，真怪！猜测的结果是有人告密，但也不排除这次碰面是刘厂长心血来潮之后的一个巧合。
有人曾经算过一回，每个月，我们捯班回家跟刘厂长碰面的概率在百分之一以下。九天捯班一次，一个月三次，而刘厂长大半年里只有两次六七点来单位的情况。（另一次是半夜有人抢矿，刘厂长是跟警察一起赶到的。）这样算来，我们跟刘厂长碰面的概率小于百分之一。而倒霉的老陈，偏偏就栽在了这百分之一上头。
摩托车上了柏油马路。前面是一座大山，盘山公路像蛇一样拧来拐去，但很平整。随着公路的平坦，风不再是呼呼跳跃的打击乐节奏，而是平缓的，像一条河一样平稳流动。持续的呼呼声，只在摩托车加速或踩刹车的时候，才有一些缓慢的波动，这就是抒情乐的节奏了。对面偶尔会有飞驰而来摩托车，看不清对方的脸，速度奇快。
我的身体被冰冷而潮湿的寒气吹着，膝盖和手臂发麻了。我动了动身体，说，身子都硬了。鲁师傅说你别动，车速快，容易飘出去。冰冷沿着膝盖，像打了麻药一样往腿的两头蔓延。牛仔裤沾上了雾气，潮乎乎地沾在腿上。我说，鲁师，咋这么潮啊。鲁师傅说这还潮啊？比值班室好多了。
值班室是简易的军用帐篷，就搭在铲去荒草后的稍微平缓的山地上。下雨的时候，山上会起雾，那里地势高，雾就比公路上浓厚了很多。这种时候能见度只有五米左右。雾气包裹着所有的东西，帐篷是湿的，脚地是湿的，被褥是湿的，床板也是湿的。最怕的是上夜班。我们的工作是三班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是白班，四点到晚上十二点是小夜班，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八点是大夜班。
我们会在查岗的间隙抓紧时间眯一会。当睡眠像洪水一样袭来，人是无法对环境做出挑剔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适应。冰冷而潮湿的床板，在躺上去之后牙齿打颤，哆嗦几分钟，也就渐渐睡着了。睡着便不感觉到冷，只有在醒来以后，身体的僵硬和酸痛隐约透露出对环境的不满。但这种僵硬和酸痛很快也会消失——下班之后，回宿舍睡到中午。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多年以后，关节炎或者风湿病发作的时候（这样的先例很多），我们会想起，那间破烂的帐篷，还有潮湿，无所不在的潮湿，以及，冰冷的床板。
那应该是世上最简易的床了。几块两公分厚的板子钉成，一张单人床，四角用空心砖支起。姓赵的年轻司机死后，也是在这样一张床板上，安放他的尸体。我想过我们跟他的床板一定不同，但具体不同在哪里，我找不出来。也许只是，他的床板下面，少了四角支高的空心砖吧。
鲁师傅把车骑上柏油马路以后，明显放松了许多。鲁师傅不抽烟，却爱看别人吸烟，这时他问我，你咋不吸根烟？我说吸，停车。我们在路边停下摩托车。下车后我先在马路上跺脚，等双腿活泛了，然后才摸出烟来，说鲁师你也来一根吧？鲁师傅挥着他那套了两双手套的姓张一样厚重的手，说不吸不吸。我点上一支烟站在路边往山上看，抬头的时候山沟里的过堂风吹掉了烟灰，烟灰呛进了我的鼻子。我说妈的，风！鲁师傅也学着我说，妈的。又说，咋搞的，每回摩托车往路边一停，我就想尿尿。
鲁师傅的家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僻远乡村，到县城之后，他还要往南再走两个多小时。鲁师傅说他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路上准要停几次车，下来撒尿。没想到这样过了几年，鲁师傅养成了习惯，摩托车一停，就条件反射似地尿急。
鲁师傅背过身象征性地排出几滴液体，叹了口气说走吧，上山了。又是盘山公路。翻过这座大山，再走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到家了。第一次来矿上上班的时候，我坐着班车感觉路特别远，似乎走了好久。现在走惯了，倒觉得挺近。摩托车发动的时候我说，鲁师，我估计你这撒尿的毛病，是前列腺有问题，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鲁师傅说，切，咱常年跟氰化钠打交道，百毒不侵，哪能这么容易有病？要身子真这么经不起折腾，氰化钠早把咱撂倒啦！
我觉得鲁师傅这话不对，但又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句。我没话可说。在矿山上，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百毒不侵的段誉。因为这种百毒不侵，身体就跟铁打的一样，对任何疾病都有了防御能力。这种疯子一样的想法既幼稚又荒诞。
我们的工作是炼金子。几千吨加了生石灰的矿石码在堆场上，我们在一个大水池里加氰化钠，用氰化钠溶液经过电泵，喷头喷洒在上面，使其反应，液体的金就生出来，流进另一个大水池里。众所周知，氰化钠是剧毒，0.03到0.1克就能将人致死。我们接触的任何东西，水泵，管道，喷头，上面都沾有氰化钠。四周的空气里，也是刺鼻的氰化钠的味道。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哈，也许那真是百毒不侵的吧。
据说，有一同事，在堆场周围被蛇咬了。结果是我的同事安然无恙，可那蛇却死了。我的同事们为此感到自豪不已，时常是逢人就吹这点子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每当我在值班室呆着时，我的肺会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不断地咳嗽。呼出的气体，带有一股苦而腥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氰化钠有关。
我常常有个担忧，害怕食物和水里有人下毒。我们喝的是泉水，就在厂铺的后边。氰化钠管制如此松散，如果有心理变态者或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在水里下毒——不需很多，只需纽扣大一颗，那全厂人都得倒霉。我不知道这种担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每次喝水之前，我总会下意识地闻闻那水的味道，看有没有氰化钠的气息。我感觉水里始终有一些东西，冰冷的，阴阴的，飘着，像一些鬼魂。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从我来矿山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从未发生。倒是，周边的乡村里，经常有命案。凶器是氰化钠。去年夏天，后山一个女人毒死了自己的丈夫。那妻子有外遇，一心想毒死丈夫，苦于没有机会。后来丈夫生病，她把氰化钠放进中药里，将那男人毒死。这是真的。
上山的时候摩托车速度明显慢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树的叶子落在公路上，斑斑驳驳像一坨坨的鸟屎。其间有一片落在我脸上，把我的鼻子刮疼了。车速一慢，风就小了，不是呼呼地吹着，而是咝咝的细声细气地响。
由于风小，说话能听得清楚些。于是我跟鲁师傅开始讨论十一假期会不会给加班费的问题。鲁师傅说估计有戏。最近厂里到处风传，国庆六十周年嘛，又跟中秋赶一块了。八天，一天发三天的工资呢。一天多给一百五，八天就要多给一千二。我说这是瞎传，不可能，因为厂里就没这么个规矩，多少年了，啥时候发过？五一清明不也是法定假日吗？多一毛都没！鲁师傅说这次可能是真的，万一破例呢？
鲁师傅说万一，大家都说万一。是的，我们指望着万一，虽然我打心眼里并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但对这个万一，我总抱有一丝希望。而且，每次临近节假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讨论，一讨论就是好几天。那种时候，大家会坐在电视机旁一边不紧不慢地抽着烟，一边开始讨论。通常开始的方式都是这样：有人试探性地询问，听说今年要给加班费。然后讨论就开始了。我们的人员每次都会自然地分成正方和反方，激辩内容也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正方和反方的人员总是变动。这次你是正方，下次你也可能是反方，随意变换。而不管正方反方，用的都是老掉牙的论材，摆事实讲道理，不厌其烦地说啊说的。正方赢的可能性大，每次都是有板有眼了，说这次准没错，要发加班费呢。结果工资发下来一看，多一毛没有。正方的人就蔫了。
尽管这样，每次节假日临近，总能让我们兴奋。我知道，那是因为有一个“万一”在我们心里盘桓，甚至已经扎根了。这种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而在这种常年无意义的讨论当中，也许有没有加班费这回事并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讨论这个事能让我们兴奋，能让我们浮肿的脸和灰暗的眼神放光，给那些无聊而枯燥的日子加上点作料，刺激感官罢了。讨论的趣味带给我们的兴奋，已经远远大于那个叫做万一的希望。
我知道这样的讨论没有结果，鲁师傅也知道。但我们还是要说，因为除此之外就是无聊，嘴巴紧闭像个哑巴，我们谁也受不了这个。
摩托车爬上山顶的时候，天大亮了。从山梁上往下看，山涧里一朵浮云，在我们的眼下。那朵云像一大块轻薄的纱，飘渺着，很好看。我想让鲁师傅停下车，用手机拍几张照。鲁师傅说算了，路还远着哩，咋能耽搁哩？
鲁师傅看我不说话，故意没话找话，说这会快下班了吧。我依旧不言语。鲁师傅就一脚刹车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说拍吧，也用不了几分钟。当我跳下摩托车，刚刚启动手机的拍摄功能时，呼呼地就有一阵风吹来，那浮云便跟着消散了。我跟鲁师傅相互看了一眼，叹了口气，说，走吧。
路上来往的车渐渐多起来。车子带起的大团大团的尘土把我们包裹着。两边的庄稼灰头土脸地在淡淡的阳光里瑟瑟发抖。一只麻雀在路上跳了几跳，又飞走了。
摩托车此时在下山的陡坡上，速度飞快。风里夹杂的沙子打得我脸疼，也打得摩托车车罩叭叭响。我开始骂，狗日的尘土真多，太多了。鲁师傅不理我，专注地拧着摩托车的手把。
摩托车走到一段笔直而平缓的路面时，鲁师傅踩了脚刹车，摩托车的速度慢下来，像一头牛一样磨叽开了。我正诧异鲁师傅为何在前边的陡坡速度飞快，而到了平路上反而慢了时，鲁师傅说话了。鲁师傅有些神秘地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魏家山么。鲁师傅说，我们厂里的一个人，去年就死在这里。
鲁师傅说的是马大力。这事我听说过。去年夏天，跟我们一样，他前一天捯班回家。第二天一早，骑着摩托车赶来上班。他走得晚了些，为了赶时间不至于迟到，他骑得飞快。在超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在这个地方，钻进一辆卡车的后轮子里，当场死亡。每次回家，鲁师傅总会在这里降慢车速，小心翼翼。如果对面有车过来，他会停下摩托车，等车过去了再走。我说鲁师傅你还有这个忌讳啊？鲁师傅沉默不语，等走过了这段路面，他才开始说话。他说，邪得很呐。害怕，一骑上摩托车就害怕。人的命，有时候脆得就像一只玻璃杯子，稍有不慎，落地就是稀巴烂啊。
我说那你别回呀。鲁师傅苦笑，说那你咋回呢？我说，不回我呆不住，心急，憋得慌。鲁师傅说我也是，要是我像老瓜那样就好了。老瓜是我们单位唯一一个光棍，三十多岁，还找不上老婆。他是瓜子，说话颠三倒四，心眼也死。但他是一个奇迹，可以在矿上呆上一两个月不回家，最多的一次是三个月。这个记录没人能打破。
老瓜他跟我一块上班，特别爱看黄片。每当我把笔记本电脑抱进值班室，他总用那发音模糊的嘴巴嚷着：整点黄的看……整点黄的看！他是全厂唯一一个不爱回家的人。他的家里有什么人我不清楚。也许没人吧，我想。
除了爱看黄片，老瓜的酒量也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桌子喝酒的十来个人，一夜下来，屋里的酒瓶堆成了山，旁人早已醉得七倒八歪，老瓜却总是喝到最后，从来不醉。酒量好的人肝脏好，就像老陈说的，这瓜子把大半个脑仁都长在肝子上了。大家都佩服老瓜的酒量，起哄说，老瓜海量！老瓜，你能哩！全厂最你能喝。这种时候，老瓜那满脸豌豆大的红疙瘩就会泛光，并且用他口齿不清的嘴巴嚷：用你说？娘个×的！簸箕大的癞蛤蟆见过？脸盆大的王八盖子见过？没见过？没见过就对了！
对于老瓜的酒量，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一个下着细雨的天气，厂铺里一群人又吆喝着喝酒。半夜十二点多，我肚子不舒服，去厂铺后面的野地里拉屎。我蹲在一堆乱石后面，半晌，突然听到有人在轻声呻吟。我浑身一紧，提起裤子就走。在刺眼的探照灯和浓浓的白雾里，我看到一个人蹲在一堆乱石中。我走近去，发现是老瓜。他把手伸进喉咙，一边掏喉咙，一边痛苦地干呕。在他眼前的地上，一大堆的污秽。哇……呕呕……呕……又是一连串的干呕，我看到一些绿色的汁液从他的嘴里扯着线线落在地上。我知道那是胆汁。尽管我几乎站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并没有发现我。这时，厂铺里有人大吼：老瓜！狗日的钻你娘的×里头去了吗？！老瓜清了清嗓子，吐了口痰，又深吸一口气，才用响亮而有力的声音答：吵你娘的×哩！来了！他猛然抬头，看到不远处的我，显然感到很震惊。我有些尴尬，好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一样，搓搓手，说，叫你呢。老瓜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他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顺势揪一把乱草，对着探照灯的光，擦了擦裤子和鞋上溅到的污点，又用手背擦了擦眼泪，走了。那天夜里，老瓜又喝到了最后，喝到全场只剩下他一个。
娘个×的！簸箕大的癞蛤蟆见过？脸盆大的王八盖子见过？没见过？没见过就对了！这是老瓜经常说的一句话，但我总是搞不太清楚这句话的具体意思，大概是嘲讽别人没见过世面吧。厂铺里的男人仍旧每天喝酒，老瓜仍旧每天喝到最后。只是，打那以后，我总觉得，老瓜脸上的红疙瘩越来越密集，根本没有一点好肉了。
过了几个月，老瓜喝酒喝出了毛病。听人说，那夜，在酒桌上，老瓜突然呕出一口血来，喷在桌子上，然后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工友们连夜找了辆拉石头的卡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听送他去医院的人说，在医院里老瓜被切除了胆囊和三分之一的胃，也有的说切除了一部分肝；总之众说纷纭，没个准儿。从那以后，老瓜再没来上班。有人说，老瓜说了个媳妇，现在他带着媳妇去北京打工了。也有人说，老瓜那次出院以后就瘫了，瘫得像只狗一样。总之，铁打的单位流水的人，从那之后我再没见过老瓜，只是听到他们喝酒时，仍旧啧啧称赞着老瓜的酒量，就像一个遥远的故事，一个传说。
我问鲁师傅，明天早上几点走？鲁师傅说，六点，你在家门口等我，过来我给你打电话。接着鲁师傅又骂了句，日他妈的厂长，整得咱一个囫囵觉都睡不好。我也说了句日他妈的。鲁师傅说，咱走早些，路上慢点；这被鬼撵着一样地赶时间，我实在是怕了。
我跟鲁师傅说，鲁师，马上就可以回家抱老婆了。鲁师傅说，哪有你好，刚结婚几个月，正热乎着呢。我说，切，你就不热乎？鲁师傅笑了。顿了顿，鲁师傅说，身上这问题，不隔三差五解决一下，还真扛不住哩。我们哈哈大笑。
鲁师傅是个骚人。骚人不是迁客骚人，骚，是骚情。别看他四十出头，孩子都上中学了；也别看他长得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他骚情起来，可是能骚出水的。鲁师傅有个外号，叫老叫驴。这外号大概来源于这么几句瞎话：老叫驴，叫春哩，骚水淌了一脚地。光打雷，不下雨，一杆旱烟别腰里……有一次，我们下了班去山里闲逛，沟脑的山坡上有人放羊。放羊的是几个山里娃，脸膛黝黑，只有眼珠子翻出一片白。羊群大都很肥，圆鼓鼓的像一堆棉花球。我咽一口涎水，说，这他娘要是弄一只吃肉，就肥美了！这时，一只长着长角的大公羊咩地叫了一声，前腿一伸，就趴在旁边一只母羊的脊背上。母羊叫了一声，从它的胯下溜走了。鲁师傅笑起来，说，这他娘的，弄不成事情么！鲁师傅一把按住那只母羊，说，还不老实！欠拾捣的货！鲁师傅掀起母羊的尾巴，公羊立刻兴奋地趴了上去。放羊娃并没有不满，而是窃窃地笑起来。母羊开始挣扎，鲁师傅死死按住它，由于用力过猛，他的牙紧紧咬着，脸都拧成了一个核桃。鲁师傅给公羊打气似的，咬牙切齿地说：弄！弄！弄！弄它狗日的……那一次我发现，老叫驴这外号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上一个班，鲁师傅就跟我交情深，我们吸烟总要分给对方一根，鲁师傅虽不抽烟，但我有时也会递给他，他的很多事我都知道。然而鲁师傅是个好面子的人，所以我知道的都假装不知道。比如，还有一次，我们在上夜班，深夜，鲁师傅用手机看了一会儿黄片，就出去打电话了。大半天不见踪影，我走出值班室找他，刚一踏出值班室的门，就听到无边的黑暗中，鲁师傅几乎用祈求的语气说，这次我准行哩，不信你掐着时间。然后鲁师傅把手机打开外音，里面是一个女人哼哼唧唧的呻吟。鲁师傅跟着喘息，但仅仅几十秒，他就长出了一口气，缓缓蹲下身子，从兜里摸索出卫生纸，低着头在裤裆里擦拭。我听到电话里传来女人日娘捣老子的叫骂声，接着，鲁师傅叹口气，默默地挂上了电话。
也是我这人太八卦了。我经常听到鲁师傅在电话里跟老婆吵架的声音，依此猜测他们夫妻关系并不好。但我想不明白，他既然那么讨厌老婆，干嘛还这样火烧火燎地急着回家？就是因为做那事？我疑惑。只是，几乎每次跟他在一起上班，都听到他往家里打电话。大致内容就是，鲁师傅问，在干啥？媳妇回答。鲁师傅再问，你一个人？不知道电话那头怎么回答。鲁师傅接着问，今天都干啥了？和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接着就会吵起来，最后鲁师傅长叹口气，挂掉电话。有时候，他会躲开我，去值班室外面说话。这种时候，他回来时脸色一定会很难看。
我经常会想，再过几年，我会不会也像鲁师傅现在的样子呢？我不知道。
摩托车下山后拐个弯，沉睡的小城就出现在远处。尘土越来越重，迷得我无法睁眼。在呛鼻的尘土里，我看到不远处的小城像个梦一样安静地卧在白茫茫的雾气里，那雾气被太阳照得闪光。走近了我才渐渐发现，那不是雾，是尘。
就要到家了，我想。
风又呼呼地吹起来，我们在风中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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