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是要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这个历史使命能不能顺利地完成,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高素质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国情、世情和党情,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了大规模的执政党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党建设使党的运行机制得到了必要的调整,使得党的组织得到了整顿和纯洁,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发扬光大。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10-06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指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确立自己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根据执政后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执政党建设,使党能够尽快地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这两项工作都完成的不错,特别是执政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不仅牢固地确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地位,而且也使党在思想、组织、制度、作风上得到了整顿和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为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完成建国、建政以及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造的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历史方位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思考和准确的定位,从而对执政党建设这一项新的伟大工程具有了高度的“自觉”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是一代素质极高的领袖集团,这种素质不仅表现在领导能力上,也表现在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理论水平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们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对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认识,并且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有两次大规模的集中的系统分析党所处地位的理论活动。一次是在1949年和1950年建国前后的这个时段,主要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对国情、世情和党情进行了深刻而系统地分析;再一次是在1956年的一年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大等重要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对党所处的地位再次进行了深刻而系统地分析,基本上搞清楚了国家的情况和世界的形势以及党的历史方位。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其基本特征,在政治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参加的政权;在经济上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存在发展;在文化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对基本国情进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新中国的革命阶级主要有四个: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结论。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划分。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认为:新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有两对,一对是中国人民同反动残余势力的矛盾,再一对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就是清除国内反动势力的残余,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外交斗争,同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恢复遭到战争重创而极度衰败的国民经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这个时期都不主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吸收他们参与政权,鼓励他们发展生产。
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时代和国际关系,特别是世界各国与新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今的世界时代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总的特征是革命和战争。但是这个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以及处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由此造成了世界的三种矛盾、三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世界矛盾虽然复杂和尖锐,但革命和进步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和强大,因此革命和战争将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展开,这就使国际局势有趋向缓和的可能,新的世界战争可能被制止。中国共产党认为:新中国的国际关系非常复杂,总体上来讲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是新中国的朋友,亚非一些正在进行独立斗争的国家以及一些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我们的朋友;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一些跟随美国的亚非国家,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我们的敌人。新中国要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开展正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努力发展友好国家的关系,同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历史方位进行了深入地分析,认识到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共产党从没有权力和被“围剿”的地位转变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党;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成为巩固和建设政权;第三个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由秘密转变为公开,由适应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需要转变为适应和平建设的需要上来;第四个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变为城市,由军事斗争转变为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变化使党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考验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地熟悉和适应陌生的环境,必须迅速地学习新的知识和学会做新的工作,必须坚持迅速地提高领导能力以及抵御各种诱惑的能力;二是党在工作上和思想上与新的环境的不适应以及部分党员干部不良作风的产生,如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思想上的骄傲自满以及党员干部的享乐和腐化现象。
正是由于有了对国情、世情和党情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开展执政党建设的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未来发展的视点上来看待执政党建设这项工作,把执政党建设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论述,震聋发聩;1954年陈云所讲的“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①的话也令人警觉。1957年初,毛泽东所讲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对执政党建设重要性的结论,他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②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使党员干部队伍在新的环境中保持着高度的纯洁和旺盛的斗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这个重要环节,根据执政党的新的情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使党的队伍在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继续保持着先进性,为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夯实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主要特点有五条:其一,制定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的标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后,党员和干部究竟怎样做,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一个称职的干部?这就要有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系统地提出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全面地阐释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并且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了宣传和教育,使他们熟悉和理解这些标准,并且按照这些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许多措施加以落实,使这些标准得到切实地贯彻和执行。执政党党员干部标准的制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其二,建立党员干部的管理制度,使每个党员都在党的组织中活动,承担党所分配的任务;使每个干部都能在党的组织管理之下,得到不断地进步。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后,党员干部队伍迅速发展,形成了一支有着上千万党员和上百万干部的庞大队伍。因此,对这支队伍的管理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和现实的问题。对于广大党员要使他们具有组织上的归属感,要使他们能够从事党的活动以及为党开展工作,也要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对他们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对于广大干部,更要对他们的工作、学习以及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入细致地了解和掌握,也要对他们的工作和职位进行恰当的安排,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经常性的考核。究竟怎样才能把这两支队伍管好,这就要制定必要的制度,进行统筹和谋划。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积极的尝试,终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的党员干部管理制度,并且积极展开了经常性的党员干部管理工作,使党的组织工作运行有序,调度合理,从而使党的组织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其三,对党员干部实行“人文关怀”,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必要的关心和照顾。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有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精神追求,他们不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而工作,也不是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而工作,而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信条,把为党和国家工作作为自己的使命。但是,作为党的组织却要对党员干部的工作以及生活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帮助,使他们有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时刻感受到党和人民对其工作的肯定,以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做出新的贡献。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党的组织的具体工作,以及建立必要的制度,使党员和干部的工作能够得到恰当的安排,生活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制定了一些具体制度,如党员干部的学习培训及制度,党员干部的工资待遇及制度,党员干部的休养和公费医疗制度等等。这些工作的开展以及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极大地稳定了党员干部队伍,解除了他们工作中的后顾之忧,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为创造党内和谐的局面打下了基础。其四,特别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这一原则在民主革命时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行,成为党获得发展和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度必须继续实行,这样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党的领导。为此,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民主集中制教育,制定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党委制,提倡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改党章增加了党员民主权利的有关条款,等等。这些措施,使民主集中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切实实施,全党更为团结,党的领导更为有效。其五,特别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民主的建设。所谓党内民主,就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其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③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内民主的发扬有有利的方面,但也有不利的方面,特别是一些干部的权力增大,霸气也随着增加,阻碍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把党内民主的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对待,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和办法来扩大党内民主,如制定了扩大党员民主权利的制度,建立了开展党内正常的组织生活制度,并筹划建立党的代表会议常任制的制度,等等。这些措施的采取和制度的建立,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正常地开展起来,广大党员干部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三、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继续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和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
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反对腐败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遇到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党风进行了整顿,与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党风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其一,建国伊始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专项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纠正了当时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纠正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改进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作风,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按照党纪党规处理了一批不良作风严重,思想不纯,且不加悔改的党员干部。这次整风运动起到了教育全党,警示全党保持优良传统作风的积极作用。其二,在党内和党外建立监督机制。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非常注重党内外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党内监督方面,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后来又在纪律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无论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监察委员会都很好地发挥了党内监督的作用。在党外监督方面,建立了人民信访制度,开展了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人民群众有正常的渠道来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对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给予揭发。这些举措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毛泽东曾在延安讲过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张。其三,开展了为期半年左右的“新三反”运动,彻底检查和纠正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而且还对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了改进。其四,开展了反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通过斗争,不仅对全党同志进行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党风教育,进一步维护了党的团结,而且总结出一些开展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的经验,如维护党的团结至关重要;时刻警惕党内骄傲情绪;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特别重视对民主革命时期整风运动经验教训的吸取,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开展积极地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既解决问题,又讲究方法;而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如把整风运动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与日常工作结合,等等。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对保持党在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腐败现象方面,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如加强了党的高级干部的“自律”,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等等,但是最具震撼力的是开展了“三反”运动。“三反”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10月结束,持续时间约一年左右。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分子给予了坚决打击,特别是对犯罪的中共党员给予严厉惩处。据统计,“三反”运动中共有6万名左右的党员受到党纪与行政的处分,2万多人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在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有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占被处分党员的0.62%;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占被处分党员的14.3%;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占被处分干部的85%。
值得注意的是,“三反”运动不仅是一次反腐败斗争,也是执政党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从一个方面使执政党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得到充实和丰富。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建设究竟怎样开展?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方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课题。“三反”运动的开展,从一个方面使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一是执政党的建设必须与各种社会运动相结合,特别是可以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将党的建设与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可以形成对党内各种错误行为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也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党内腐败问题。二是执政党建设必须把对党内犯错误的人的党纪处理与法律处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根据错误的性质,不仅给予党纪的处分,也要交由政府给予行政上的处分,更要交由法院给予法律上的处理。这样不仅可以对党员干部起到更大的警示作用,也更能体现党与政府的正确的关系,避免党独立于政府和法律之外的偏向。三是执政党建设必须以反腐倡廉建设为重点,也就是说执政党的建设不仅要开展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更要开展积极的、经常性的反腐倡廉建设,彻底清查党内腐败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四是执政党建设必须坚决反对党员干部的浪费、官僚主义等错误,决不能低估了这些错误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浪费和官僚主义对党的危害极大,是党内腐败的前提和条件。毛泽东明确指出:浪费和官僚主义不是等于贪污,而是“大于贪污”。因此,必须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浪费和官僚主义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对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谨慎和警惕,坚决避免浪费现象,坚决纠正官僚主义;同时对犯有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给予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当然,“三反”运动是当时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选择,把它与执政党建设结合也是当时条件的一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有其必然性,也取得了好的效果和经验。但是,这种选择也有其局限性。一是使党在革命战争中的一些党的建设的作法得到了延续,而这种作法与执政党的地位有一定的不适应;二是在运动中对一些问题的处理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不民主的方法,伤害了一些同志,对党内团结与和谐不利;三是运动的激烈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总之,对“三反”运动与执政党建设还是要具体分析,一方面要认识到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对党的建设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种方式的非理性因素。从长远看,特别是党在长期执政后,运动的方式显然就不是执政党建设的最佳选择了。
四、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了执政能力建设这个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将执政能力建设体现在执政党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极大地提高了党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尽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在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提出的要求和任务。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开展却是由来已久的。毛泽东在建国前曾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能力建设作出概括,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下,不仅具有极高了理论思维能力,而且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具有了制定正确方针把握前进方向的能力,也具有领导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的领导能力。”④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可以看作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的总结和回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有很多想法,如通过党的建设来保持党的高昂的精神状态和革命意志,通过党的建设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通过党的建设来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通过党的建设来保持党的各级干部的清正廉洁。但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执政党建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要通过党的建设,提高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本领和能力,从而能够很好地胜任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以及实现国家富强的领导重任。这种想法在建国前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指明确指出:“夺取革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⑤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更为明确地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得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⑥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建设的举措也围绕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而展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今天所讲的执政能力的概念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毕竟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与现在有所不同,党的领导任务也有所区别,因此,党的执政能力在内涵上也与现在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驾驭经济建设,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新的国家要生存下去,离不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尤其在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领导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能力,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推进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合理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加强对市场与经济的合理计划。二是发展民主政治,优化执政环境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给人民民主专政创造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巩固新生政权、合理组织政权以及优化执政环境的能力。三是引导文化转型,巩固文化观念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文化主流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有一定的区别,既有残存的封建半封建文化也有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文化因素。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加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引导这种文化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型,建立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具备领导文化发展的能力。四是拒腐防变,保持自身生命力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工作重心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党内的腐败现象必然要发生和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具备拒腐防变的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的清正廉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建设的各个环节中,都有意识地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穿在其中。其一,花了极大的精力,逐渐地构建起完整的、有效的执政党的领导机构和机制,并对这种机构和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方面的工作,使得党的执政体制完整地建立起来,并且运转灵活且富有极高的效率,为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具有极强承受能力的载体。其二,执政党党员标准条件的制定以及党的组织整顿和整党运动,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全面的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教育,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党员,补充了一批高素质的新党员,使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党的组织得到了纯洁和扩展,从而使党的主体——党的队伍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和提高。其三,开展大规模的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文化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较为强烈的执政意识,具备了一定的执政理念,学会和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领导方法,从而使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以及领导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有效地提高。其四,开展深入、系统的党风教育和整风运动,使全党同志彻底清理了不符合执政要求的错误思想观念,全面接受和树立了符合执政要求的新的思想观念,使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和领导全国人民创造新的生活的执政意识在全党同志中深深扎根,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使中国共产党较好地掌握了在执政条件下开展思想教育,开展党内斗争,开展整风运动的方式和方法。由此,使全党同志的政治素质和领导素质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其五,开展党内制度建设,如党的组织制度、党员标准制度、干部选拔培养以及管理制度、理论学习制度、干部教育制度、党内外监督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建设的举措,不仅使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各项制度得到了建立和完善,而且也使党组织的运行有了一定的规范,更使党在制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扎实的一步。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的各项举措,都直接或间接地使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有着许多极具价值的经验。首先,开展执政党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对党所处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并切实地实施领导责任,这是执政党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其次,开展执政党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党的领袖以及高级干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律”行为,用实际行动来教育和影响全党,这是执政党建设取得成效的最为重要的一环。再次,开展执政党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将党的建设的各项活动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党的建设能够更好地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最后,开展执政党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根据实际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这样不仅能够集中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还可以对全党同志进行系统、有效的思想和政策教育。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党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一些值得总结和汲取的教训。如对执政党建设还缺乏完整的构思,采取的措施比较零散,不系统;过多地采取运动的方式来进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新的党内矛盾的产生,影响了党的正常工作的开展;没有很好地注重党内制度建设,许多举措停留在“人治”的层面;忽视了党政分开的问题,执政党建设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涉及到国家权力机关和人员的问题,基本上是采取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法,等等。
注释:
①《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作者简介:肖东波,男,1955年生,北京市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浙江宁波,315211。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