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里茨：要经济增长
得向“左”转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日前撰文：经济增长得向“左”转。
斯蒂格里茨认为：经济增长不只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这么简单。它必须能够持续：建立在环境恶化、举债消费，或者滥用稀缺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进行再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还必须惠及大众，至少让多数人从中得益。“涓滴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是行不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际上可能让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糟。美国近年的经济增长，就既不能持续也不能惠及公众。绝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还不如七年前。
但我们不一定要牺牲平等才能够换取经济增长。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包含的层面来促进增长。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它的人力，因此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潜力，也就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教育。
现代经济还需要冒险。如果能建立起良好的安全网，个人冒险的意愿就会更高。要不然，国民就有可能在面对国外竞争时要求政府保护。然而，社会保障比保护主义更有效率。
未能促进社会团结还有其他代价，特别是消耗在保护财产和监禁罪犯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据估计，美国保安行业的就业人数，在几年内就会超过教育行业。把犯人囚禁在监狱一年的费用，可能超过在哈佛就读一年所需。美国的人均囚犯是全世界最高之一，把两百万美国人关在监狱里的费用应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但这笔开支实际上却被算成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斯蒂格里茨指出：左派和右派的一个重要差别，与国家在推动发展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左派了解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技术开发，甚至是发挥企业家作用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奠定了互联网和现代生物技术革命的基础。
在十九世纪，获得美国政府赞助的大学所进行的研究，为农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再由政府将先进技术推介给不计其数的美国农户。小企业贷款不仅在新企业创业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拓新行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左派现在理解市场，也理解自己能够，而且应当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而右派，特别是美国的右派，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新一代的右派势力，以布什——切尼政府为例，实际上是老一代企业主义的老调重弹。这些人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拥有强大的行政权，但这样的权力却是用来捍卫既得利益，根本不太在乎市场原则。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包括为大型企业化农场提供补助和征收关税以保护钢铁业。最近的例子还包括救助陷入危机的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贷美。夸夸其谈和现实情况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保护主义在里根执政时快速扩张，包括对日本汽车实行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
相反的，新一代左派势力试图让市场发挥作用。不受束缚的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转——目前的金融灾难再次凸显了这一结论。捍卫市场者有时也承认市场会失灵，甚至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但他们声称市场的特点是具备“自我纠正”功能。在大萧条期间，我们听到类似的说法：政府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从长远来看，市场能让经济恢复到全民就业的情况。但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完蛋了。
市场在关键的时候无法自我纠正。即使灾难的起因是银行家的过度贪婪，或证券市场和评级机构对风险的错误判断，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危机或衰退而坐视不管。可是，如果经济陷入危机时需要由政府来埋单，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这样的情况不会经常出现。
右派解除管制的做法根本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以所损失的产值来看，单在美国也许就会超过一万五千亿美元。
右派经常把自己的学术源头追溯到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在确认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的极限。即便在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企业已经发现，通过合谋抬高价格比生产创新产品更容易增加利润。因此，制定强大的反托拉斯法律特别重要。
主办派对轻而易举，可以让人们在当时感到心满意足。促进可持续发展却相对的困难。今天，与右派相比，左派拥有清楚、一致的目标，不仅提出如何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也关注社会公正的问题。
（孙德凯）
世界经济霸权以百年周期
发生变更
据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分析，主导世界经济的霸权中心以一百年为周期发生变更。即，从十五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转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十六世纪）、荷兰（十七世纪）、法国（十八世纪）、英国（十九世纪）、美国（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初抓住经济主导权的美国在一百多年后再次经历危机，可以说这次危机带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
有分析指出，金德尔伯格的分析过于偏向西欧，而且只分析了贸易领域这一层面。有“日元先生”之称的前日本大藏省财务官木神原英资称，国家的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应成为标准，并主张称：“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果以1820年为准，推定全世界各国家GDP，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比重占44.7%.两个国家的人口也占世界的55.1%.
左右世界经济霸权的核心要素是货币。在全球经济逐渐变成区域集团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起到世界经济活动的基准货币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基洙（音）表示：“在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时代的1870年以后，从英国抓住主导权的那一刻开始，真正的全球经济主导权才登上历史舞台。”
普遍认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霸主。因为欧洲为采购庞大的军工物质而依赖于美国，从而欧洲的黄金流入了美国。
但抓住主导权的美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从大的方面来说，有过两次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惩戒”。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主张脱离美元的独资路线，于是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对拥有很多美元的欧洲采取了“禁止用纸币换黄金”的强硬措施，从而使欧洲陷入恐慌。
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日本制造业迅速发展，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于是美国通过将美元对日元比价从1比230降至1比120的所谓《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进行牵制。就是说通过让日元升值，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从而牵制日本的膨胀。
（李仁烈）
安全的也是有效率的
美国学者约翰·法比安·维特在《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一书（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的译本序中称：适度的工业安全不仅有利于工人，它同样是有效率的。
约翰·法比安·维特指出：大约在一百年前，美国“耙粪”作家阿普敦·辛克莱尔出版了一部批判小说，内容讲述了美国肉类加工企业的生产状况。在这本名为《丛林》的著作中，辛克莱尔描述了恐怖的工作环境与惊人的职业危险。但在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工人们却对这种工作条件习以为常。然而，辛克莱尔的小说却未能带来他所期望的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事实上，辛克莱尔这次揭黑所产生的骚动催生了1906年的《联邦食品与药品法》，这部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工人，而是保护消费者。辛克莱尔后来评论道：“我原本希望敲醒公众的心灵，却无意间冲击了他们的胃口。”但在一个世纪后的工业化国家中，工人的工作状况看起来非常类似于辛克莱尔时代的美国。直到最近数十年间，我们还可以确信，在1880年至1910年之间，美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工业国家内最严重的工作事故率。尽管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据，东亚经济体也正在经历着大致相当的事故率。正如工业化初期的美国，长期看来，当代的工业化国家也必须走上管制工厂安全风险的道路。
约翰·法比安·维特认为：建立工厂安全的有效法律制度的问题正是工业美国法治发展的试金石。从宾夕法尼亚与西弗吉尼亚深入地下的煤矿，到纽约市高楼内的纺织血汗工厂；从匹兹堡市的轧钢厂，到布法罗市的铁路，新型的立法如要扫荡美国工业世界的边角缝隙，强大的新制度能力是必需的。如果法律确实能够改变现状，繁荣和分散的工业经济就要求法律制度去变革多元工业环境内的无数场所。
事实上，在我看来，关于工作事故这类工业问题的法治建设构成了一项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美国与其他主体才着手应对工业化带来的更为复杂的挑战，比如环境风险。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才开始面对环境危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问题提出了关于科学证据与统计因果的难题。当发展中国家开始处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工厂事故可能（正如它们在美国）已经构成了工业经济的法治制度建设的检验标准。
对于新世纪中的工业化国家而言，美国经验存在着两重主要教义。首先，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关键理念动力在于，适当的工业安全不仅有利于工人，它同样是有效率的。过度危险的工作条件拖累了生产，造成了高成本的劳工流失，降低了工人学习新技术的激励。这就解释了美国故事中的有些主要参与者并不是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而是生意人和管理者，这些人（包括一些女性）认识到，如果没有工作安全领域内的效率，他们关于更有效率的生产体制的梦想可以说是遥不可及。
美国经验的第二个教义认为，在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走向工业风险的降低并非只有唯一正确的道路。正如美国人经常说的，达到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今天的美国在这一领域内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工业伤残的行政赔偿、初审律师推动的诉讼，以及一个相对软弱的监查体制。这一政策制度的混合体制可谓是美国经验背景下的历史发展产物，例如，美国的联邦制、法院的权力与司法审查的实践，美国公务员的人数不足，以及将权力分配给私人团体而不是公共机构的传统。历史条件塑造并引导了美国走向工业安全的政策道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确在工业安全领域内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从1910年建立工作事故的工人赔偿体制开始，工作死亡率就开始迅速下降。在一个世纪之前，美国每年有23000位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生命。而在今天，即便美国经济已经出现飞跃式的成长，美国的人口数量也有了三倍的增幅，美国工人的年度死亡数量却维持在5000人左右。
正如美国在一百年前曾经试验过多种道路，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也有着各式各样的途径去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但无论它们走上哪条道路，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工业安全的难题，这很可能会塑造它们在新世纪内的法律体制。
（田磊）
中国脱贫成就掩盖世界贫困状况
世界银行公布数字显示全球赤贫人口在1981年至2005年期间从19亿人下降到14亿，反全球化人士认为，全球一些地区的贫困还在恶化，中国在消灭贫困上取得的进步掩盖了这一情况。
最近，世界银行就全球发展状况公布新的报告称，全球赤贫人口数字在1981年至2005年期间从19亿人下降到14亿，这些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八十年代初期，世界人口中的45％十分贫困，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2％。
但是，反全球化人士瓦尔(Peter Wahl)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单纯从数字来解读世界贫困状况“未免过于简单化”。这位参与2000年建立反全球化组织ATTAC的人士在接受德国日报采访时说，全球一些地区的贫困还在恶化，中国在消灭贫困上取得的进步掩盖了这一情况。 瓦尔说：“成功主要发生在中国。那里有6亿人解脱了赤贫。如果不把中国算在内的话，赤贫的状况甚至在增加。而且仅仅生活在贫困线之上并不是说生活就有巨大好转。世界银行的数字称，全球的贫困人口还是达到31亿人，这没什么可以美化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和二十五年前相比，亚洲其他国家挨饿的人也在减少。但瓦尔提醒道，印度的贫困人口数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现在，印度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数达到4.55亿。情况更糟糕的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那里的人几乎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下。
瓦尔反对新经济自由主义。瓦尔说：“中国和其他地区取得的成就和新经济自由主义、盲目地自由化、取消规则化和私有化无关。”瓦尔认为，中国和印度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政府干预的模式。这和新经济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新经济自由主义相信“市场主导一切”。但全球市场开放只是有选择性的，并在周密的安排下进行的。
瓦尔认为，虽然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但是金融领域依然掌控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农业领域也是如此。只有中国自己的企业足够强大时，政府才会允许外国竞争企业参与。中国首先投入内部发展，然后才是国际市场的融入。政府主导着市场，这不同于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会十几年来倡导的模式。
瓦尔虽然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但他说：“市场比资本主义更古老。它绝对能够给所有人带来财富。但只有一个前提：政治框架必须正确，市场必须规范化。一个没有规范的市场就是一场人与人的对抗，弱势群体就会失败。”
（吴士诚）
中国人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继《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之后，英国航海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又推出了第二部著作《1434年》。他在书中提到：一支首先驶往开罗，后于1434年抵达托斯卡纳区的中国探险者的庞大舰队，带来了中国的科学、艺术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引发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探险者的庞大舰队驾驶多桅杆中国式帆船，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了美洲大陆，并领先欧洲探险者数百年时间绘制了世界地图。这一理论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一片哗然。
所有网站群起而攻之。学者称之为幻想家。
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将孟席斯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斥责为“与陌生的仓鼠亲密接触”。
但是，尽管学术界对孟席斯的新书发起了猛烈抨击，可是此书仍然一跃而成为畅销书。现在全球已售出100万册，并在135个国家翻译成24个版本。
71岁的孟席斯本来可以隐退江湖，至少他的历史观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但是，他把自己赚来的钱用于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又完成了一部备受争议的续集《1434年》。他在书中宣称曾经在郑和的率领下进行全球航海旅行的中国人引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而达·芬奇的创作则直接受到了中国技术绘图的影响。
孟席斯认为，公元1421年，郑和第六次率领107人组成的探险舰队抵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澳大利亚，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早一个世纪。
他认为哥伦布、麦哲伦和詹姆斯·库克出航前都有了地图，而且是以中国最初绘制的地图为基础。
孟席斯说：“欧洲人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凭空想出了各种艺术形式的观点不过是给历史增添了一些浪漫色彩。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进行重新评估，那必然是痛苦的。”
但是，中国人抵达之后就回去了，他们没有把世界变成殖民地。历史未受干扰。
（陈耀定）
王鸿生谈三个出乎意料的现象
日前《热风学术》编辑部在上海举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学者王鸿生称当前看到三个出乎意料的现象。
王鸿生称：第一个，季羡林老人在1990年代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时我们都不相信，觉得这是一句老人说的疯话。但今天可能突然就会觉得季老说得很有道理。第二个出乎意料的地方，1998年我走黄河以后，感到当时左右之中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大家不至于不能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于是，出于一种善意，我想邀请两方的人坐到一起来，但可惜的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现在明白了，我当时确实非常幼稚，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再坐在一起了，因为已经“图穷匕首现”了。其实对许多基本问题的判断并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情感的问题。知识是促进我们反思的，但仅仅有知识的反思也是不够的，关键一点还在于人的基本倾向上，而且这种基本倾向有时候甚至根本无法调和。在这种内在倾向性的形成上，知识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他还有很多因素在构成着我们的选择、判断和态度。所以要求知识分子达成某种共识的愿望是很幼稚甚至很迂腐的。第三个意外是，我儿子最近参加工作了，他说新生的小白领现在根本不看《南方周末》，而是看《环球时报》。韩寒说，不随地吐痰的就是我们这代人。也就是说，他们这代人是守规矩的。过去我们一直对80后不放心，觉得他们没有经过磨炼，没有下过乡也没有挨过整，娇生惯养，没有历史的阴影和包袱。但是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历史包袱，反而显得更健康，面对问题时，他们凭直觉、凭基本的情感进行判断，这种判断更重要的是跟人现实生存处境有关的。日本的青年现在热衷于阅读小林多喜二，纷纷重读《蟹工船》，这种现象我们如果结合今天的现实生活来看并不难理解。如果说知识界的状况让人悲观甚至愤怒的话，反而是这些年轻人开始形成有良知的判断。我们要注意，这些年轻人的良知和选择并不是课堂上得来的，这点上我赞成马克思·韦伯的说法，不要把课堂变成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老师应该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传授一些扎实的能够涵养人心的知识。而对学生而言，帮助他们形成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东西非常多，现实生活是最直接最重要的。
王鸿生认为：我们不要对知识迷信，对现实的判断不一定就来源于知识，也可以来自于生活。我们读了几十年的知识，但现在很多现实生活的根本问题也解释不了，那么知识有什么用？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我学会了“复杂性”，或曰“暧昧的智慧”，这种智慧要求我能够看到事情的各个方面。但是有时候现实不允许我们这么暧昧。现实可能只要求我们给出一个短平快的判断，那么我们根据什么作判断？人是需要有为之献身和付出的信仰或精神的，不论左翼还是右翼，只要你真正为自己的理想付出，我都敬重。但问题是现在有这样信念的人太少了，不愿意付任何代价，你的经验或者学说还有什么说服力呢？现在可能谁的资源多谁得到的经费多谁就有说服力，但我认为谁为自己实践自己的信念而付出代价，这样的说服力更大，可惜的是社会不承认这样的规则。
（雷华）
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
学者刘军宁日前撰文《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称：价值系统的转型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转型的必要性，除少数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外，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共识。从自由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历程来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
刘军宁认为：所谓的中国问题，是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从朝到野都有人拿本土某些传统来抗拒上述普世价值，以至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信念迟迟不能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
刘军宁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宪政制度载体是建立在一定的超验价值基础之上的。有关超验价值的形上学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和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人类共有的自由大传统更是离不开相关的形上学支撑。易言之，普世价值与宪政制度的最高层面的正当性来自于形上学的超验价值观，来自于人们的根本信念，而不仅仅是来自经验层面的理性论证。在以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中，超验价值和共和宪政的正当性都是来自当地的本土超验价值，那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其中被发掘出来的自然法传统。没有这种传统资源，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不可能经久不衰、历久弥坚。
在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脉络中，从近代到当代的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中都大量使用诸如人权、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生命权、财产权、天赋人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被视为普世价值的概念，而无论使用者的初衷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概念被公认是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价值观念常被看作是西方的舶来之物。尽管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在字面上被不加论证地写入了所有时期的中国宪法（甚至包括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物的1975年宪法）。然而，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一定要被写入中国宪法？由于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修成“正果”，以至于我们今天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我们现实生活中，甚至所有的宪法都须臾离不开那些“舶来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我们的自身传统至今没有为这些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发放通行证。
在中国，人们对本土传统资源能否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的支撑一直争讼不已。今天国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的两极看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然而，不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没有本土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难以从信念和信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无法在中国落脚、生根。
（古原）
高名潞批评当代艺术之怪现状
艺术批评家高名潞日前在《新周刊》杂志刊文，批评当代艺术在资本化、产业化、产品化冲击下的诸多弊端——价值观上的资本化，美学上的平面化、时尚化、媚俗化，运作上的江湖化，而且危害甚深，凡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在为此担忧。
高名潞指出：怪现状之一是艺术产业化导致个体的消失：在中国，大多数艺术市场经营者(包括收藏家)接受这样的事实：艺术家已经成为艺术产业的批量生产者，不再是“唯一性”的创造者。艺术家的形象首 先是他的拍卖价格，而不是个性和思想。开幕式、派对等现场吞噬了艺术家，提供给艺术家交流机会，但交流的仪式效果大于实质精神。到处是个展，让人记住的却极少。
艺术家个体的消失是看不到的，相反，艺术家可能会认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重视，因为他正在或已经成为“明星”。明星不需要真实自我，他的公共魅力是一种“假相”，是借助公共媒体的力量去解读他的公共形象。一旦成为明星，自我就必须隐藏起来，因为私密总是有“缺陷”的。今天，明星艺术家的私密性价值只保存在签名上。就像让·鲍德里亚所说，签名和艺术品的意义无关，它只和“真品”的概念有关。因为只有给艺术品“验明正身”，它才具有商业价值。
怪现状之二是艺术市场充斥“皇帝新衣”和“泡沫大师”：最近有几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重点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在拍卖场大量抛售收藏，在他们看来，中国艺术现在升值了，但没有永恒价值。比如，纽约的一位收藏家将其所有收藏一次性拍卖，包括王广义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展出的《毛泽东一号》，大赚了一笔，其用意再明显不过。这种情况估计近期还会发生。
怪现状之三是中国艺术家跟风“政治正确性”：“天价大脸”之所以能运作到这一地步，和这些大脸宣称的“前卫”道德有关。然而，这种道德观不过是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正确性”的追随和表演。中国当代艺术家很聪明，知道题材是表现“政治正确性”的最佳途径。虚伪的标榜到处可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任何龇牙咧嘴的光头、大脸都可以标榜为“怒吼”、“调侃”、“自嘲”，与“玩世不恭”搭上界。据说它们不是一种日常表情，而是一种符号，用以代表某群知识分子的故作“流氓”姿态。
怪现状之四是最媚俗者最成功：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处于为市场批量生产的高峰期之中，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批量化生产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空前的空洞、矫饰和媚俗。光头、龇牙咧嘴的大脸、粉红翠绿的性感颜色、艳丽的花朵、男不男女不女的形象(甚至用在毛泽东形象上)，是以“大脸”统称的恶俗时尚的形式特点，它把旧时文人的、毛时代的和西方后现代的所有最低俗的东西尽量拼凑到绘画、雕塑和摄影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挪用低级趣味方面的天才。
另一方面，所谓反叛成为流氓文化游走江湖赚取利益的借口，而不是个人尊严和人性价值的标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把某个人或某类人标榜为集体或民族的身份代表。更不要说把那些光头、咧嘴的大脸、带着毛像章和双性面孔的家庭照吹嘘为民族或阶层的身份符号、一个时代的缩影。庸俗的艺术史解读把它强加给所有(至少是一部分)中国人是不道德的。这种媚俗、艳俗和恶俗的“艺术”正像皇帝的新衣，只是没有人愿意揭破这层纸。
（胡兰）
在小处寻找复兴传统的大道
学者黄纪苏日前在《绿叶》杂志发表文章称：中国应该到了用实践和细节去重建当代文化形态、建立文化上的主体性的阶段了。要打破传统的学术类别和简单狭隘的研究模式，应该做什么，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得去实践，没有实践只能是空说。实践一定是落实在细节上面的，这就需要走出书本，走进胡同，走进录音棚，走进个人博客去感受和思考，去做社会学的调查。要在小处寻找传统复活的大道，要让普通人感到亲近随意，在不间不隔不知不觉中跟五千年耳鬓厮磨，发展感情。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就在随随便便、不知不觉中树立起来了。这样的努力多了，还怕中华文明不复兴吗？
黄纪苏举例说：我们古代非常重诗教。诗教比政治报告可管用多了，人读着“杨柳岸晓风残月”“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成长，内心浸染了中国的声色气味，长大了很难不是中国人，很难不是中国心。我记得当年留学海外的时候，看那边的柳树老不对劲，找不到“曾舞春风万千丝”的感觉，那样你就不会认他乡为故乡，你就会怀念父母之邦。“父母之邦”这几个字连同它的音节音调，当时觉得那么动人心弦。有了这些东西在你嘴边耳畔脑际，你自然是五千年文明的子孙。当然还会有其他社会影响进来，把人往别处拉，但是有了这个基础，它拉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诗歌的功夫在于濡染，你没法精确说出你哪件事是受了那首诗的影响，但它的影响肯定在那儿。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诗歌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除了诗歌，还有其他连接今古的通道，但诗歌成本低，容易普及。有个朋友去学古琴，几千块钱一张琴——还有上万的。一个人经常抚琴，会影响他的人生观，他会离狼奔豕突的风尘大道远些。买得起古琴就买，买不起就读读诗，写写毛笔字，效果差不多。需要有人研究一下传统的诗教、乐教之类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研究它们在塑造一种人格、一种态度、一种怀抱的过程中如何起作用，这会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假设有5000万中国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把唐诗三百首背了一半下来，再过20年，这一代人成长起来，跟从小背雅思英语的人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姑且不说哪种好，但肯定是不一样的。构成世界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的内心结构，内心结构就像一个房子，柱子、房梁、檩条、门窗是些什么东西，就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人，决定了你这个房子将起什么作用，会对什么人开放，里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要利用优良的传统材料，搭建好中国人的内心结构。当然传统是流动开放的，我们没必要抱残守缺。
（刘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