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加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1]。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文化目标看作“中国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梦想”的话，那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就在“文化梦想”的完整表述结构里具有不可替代的杠杆性逻辑条件地位，而对逻辑条件的给定意义是否能够做到认识充分并在现实层面形成强大的杠杆力量，就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梦想”的未来命运。在深入学习和深刻体会十八大精神的背景下，联系工作实际，仅就其中“艺术民主”的命题指涉、历史参照与现实反思发表自己的一些粗浅意见。
一
在中国问题背景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叙议语境中，艺术民主观念的孕育与生长，与更具意义覆盖面的文化民主观念的孕育与生长息息相关，因而也就与抵抗文化专制的文化自觉史相生相长、相辅相成。如果我们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难发现文化民主观念的逻辑起点就在于抵抗文化专制，而其历史起点则基本上与现代性的二十世纪中国缘起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集中爆发处于同一时间域区。从那时开始，包含艺术民主在内的文化民主观念以及进一步的成熟命题，就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2]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后，文化民主就从单纯的抵抗文化专制走向全面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为推动新民主义革命的行动目标与现实策略，并且明确认为文化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艺术民主[3]。很显然，处在革命党位置的文化焦虑与文化伸张，是如何在文化民主的社会价值实现中寻找革命的文化合法性和文化解放。无论是寻求革命的文化合法性还是寻求社会的文化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民族的文化价值诉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诉求，这些诉求在文化民主的旗帜下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语境的强烈呐喊。
随着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身份转换，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变化，文化民主命题在命题指涉的换位结构中演绎为新的语义所指，演绎为文化制度诉求意义上的价值目标和社会承诺，甚至演绎为文化继承、文化建设乃至文化发展等宏大民族文化问题尖锐拟置给新中国的综合试卷。处在那样一种历史激变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智慧、胸襟和坦诚，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个大字的总体引领下，至少在理论层面对严峻的命题指涉集中而且合格地完成了时代答题。[4]尽管这种回答的理论有效性远远大于实践有效性，尽管“文化大革命”那样极限态文化浩劫，曾经使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文化回答双双陷入狂躁、迷茫和去文化基本规律，尽管当代中国文化进程乃至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总体进程中的地位由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能自觉地从错误和失败中回到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沦落和怀伤的文化中国始终不曾中断文化民主的一息命脉，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等标志性历史事件中，将执政的文化民主思想汇入改革开放的思想大潮之中。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化民主之议无疑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更具命题边界意义的艺术民主，则在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担当着中国当代语域的深刻言说使命。至少在政治权威叙事者那里，艺术民主问题乃是抹不去的政治隐痛之后的某种意识形态自省，同时又由于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而不得不在言说之间小心翼翼地进行现场措辞，而站在历史叙事的观照角度，我们必须看到这些现场性的小心翼翼措辞，已经从政治与文化以及更具体的艺术之间关系的策略主义主张，转型为基于文化艺术本体价值诉求之上的制度目标定位和意识形态自律[5]。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艺术民主命题指涉，具有极为明显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关注互动特征，艺术民主的民间诉求与知识界参与，使得命题目标获得了强有力的现实助推，命题指涉本身也由单一的制度主张叠加为更富意义张力的学理分析，从而使制度理性与科学理性高度融汇之上的政策命题具有更加开放和普遍可接受的社会自明性，从而也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社会坚守[6]。
因此，在新的形势下重申发扬艺术民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就不仅是命题指涉的自然时间延伸，而且更是命题把握的社会认识深化，这种深化建立在“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一系列普适价值基础上，从而显示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7]的积极姿态，而非被动应对于诸如文艺工作中的纠偏[8]，更不是极端意识形态背景下那种意识形态壁垒消极建构并最终失去意识形态公信力的扯着嗓子空喊口号。正是基于这样的事态审视，才使我们对“艺术民主”进行进一步思考这一学术行为本身具有逻辑合法性。
二
毫无疑问，所谓“艺术民主”，乃是文化制度目标诉求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而非艺术本体追问维度的意义指向，代表着政府治理过程中对艺术涉身者、艺术涉身方式、艺术涉身范围、艺术涉身过程等艺术涉身事态的政治承诺，而非那些涉及艺术存在形态的本质属性显形，是意识形态前置条件下对无视艺术规律、阻碍艺术繁荣等“极端意识形态”进行有效规避的制度理性思想成果与知识陈述。因此，这是一个命题核心指涉着艺术制度目标以及制度化艺术治理方式的社会命题[9]，尽管它与诸如艺术意味、艺术风格、艺术流派、艺术内驱力、艺术主体性、艺术接受视野甚至艺术是否可以完全复制等无数艺术问题发生千丝万缕的可换算关系，但在非换算前提下并非同一命题域，亦无法实现问题的直接链接与简单叠合，所以我们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应努力从定位精准的问题切入展开。当然，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此议的知识活性，这种展开必然既呈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立场同时又俯视全球知识语境，从而使知识陈述更具问题穿透力和事态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