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HT5”SS〗用“含义”进行表达是一种表义的言说方式，是说话主体不把自己的意向内容（Q）用字面义表达出来，而是把它包含在与此相关的语句（P）中，从P理解Q是需要推导的；因此研究含义推导机制是含义研究的核心内容。含义这种言说方式并不只有“格莱斯会话含义”一种；研究“汉语含义”应该是我国语言学者研究含义这种言说方式的题中之义。我国会话含义研究的“据西释中”式的研究，开始时往往会有有益的进展，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就会遇到越来越多中西“水土不服”的情况。这样的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近一些年来我国学界在研究隐喻、构式等问题上或多或少也都有发生。我们试图从含义研究这一局部研究领域开始，剖析这种情况，为语言研究中某些“据西释中”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 含义；推导机制；据西释中；演绎/类比推理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3-0026-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3010
一、引言
“含义”（implied meaning）在本文的语境里指一种表义的言说方式，运用这种表义方式是不把说话主体的意向内容 （intentional content） （Q） 直接用字面义表达出来，而是把这意“义”包“含”在与此相关的语句 （P） 之中，因此从P理解Q是需要推导的。 “含义”用作一个语言学的术语，指含义运用包括从表达到推导以达至理解的整个过程，但下文根据语境的需要与可能有时只简单称为“含义”，或“含义语言现象”“含义言说方式”“含义运用”“含义表达”“含义理解”等，不一一说明。
现代语言学对含义的研究是语用学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现代语言学含义研究的理论是同现代语用学学科一起诞生的。20世纪30年代，“语用学”术语在符号学研究中开始出现，人们开始注意到语言运用者因素的存在对语言运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成员格莱斯（P. Grice）在哲学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中关心语言的运用，提出意义（meaning）可以区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meaning-n）/ non-natural meaning（meaning-nn）），拉开研究语言表达中非自然意义的序幕，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他根据会话含义是依靠蕴涵（implication ）进行推导（calculating）而新创了一个英语单词implicature。会话含义理论同另一位分析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成员奥斯丁（J. L. 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共同成为新建制的语用学学科的理论支柱，现代语用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现代语言学早期所研究的含义就是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后来还包括格莱斯同事们的理论以及认知语用学的含义理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同语用学一起被介绍到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国学界通常把implicature译为“含义/含意/隐涵”等；从每一个译名都有“含（涵）”字，表明了这一语言现象的基本特征；把意义的表达“包含”在非字面义的言词里。本文中的“含义”这一术语就是从这里借用过来的。这时，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外语言学学习、研究得最为广泛的其中一次，其广泛程度及其实用程度超过了之前于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对苏联开展批判马尔的语言学理论的介绍，对我国以后开展的国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是新时期我国较早引进的一批国外语言学理论中的一种。现在回顾、反思当年学习、研究、运用这一理论的景况，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认识：一方面，当时怀着要快速改变我国30年来跟国外语言学主要是西方语言学研究脱节局面的心情，以急切的心态来吸收国外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这一研究过程及其取得的很令人满意的成绩，加强了我国语言学自主研究的信心和加快了我国语言学自主研究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困境：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来的研究，30年过去了，至今我们还没有能够成功地刻画汉语含义的本土特征，甚至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和提出要讨论、研究“汉语含义”这个问题。这反映了我们当年研究国外语言学时在思想方法上所存在的一个问题：语言研究中的“据西释中”的问题，即国外语言学（主要指英语世界的西方语言学）所研究的某些语言现象，汉语里也有，但我国的语言研究工作者絕大多数人几乎是全盘搬用西方语言学的范式和理论框架，并把汉语这种与之相类似的语言现象作为格莱斯会话含义的一种形式来进行研究。这里所说的“西”“中”是作为文化概念来说的，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个西方人或者中国人。这种“据西释中”式的研究往往在开始时会有有益的令人振奋的进展，但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中西“水土不服”的情况，造成“靡不有初”，但“鲜克深入”。这样的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近一些年来我国学界在研究隐喻、构式等问题上或多或少也都有发生，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一般性。我们试从含义研究这一局部研究领域开始，剖析这种情况，为语言研究中某些“据西释中”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思路，这是我们进行这一研究的目的。
二、“含义”运用作为心理-文化行为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3期徐盛桓：含 义 与 推 理
汉语运用含义的言说方式是客观存在的，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各民族的语言也都有运用“含义”这种言说方式的传统，例如东西方各国都有许多饱含智慧的谚语，其中有一些就是通过含义这种言说方式来表达的，因此“含义”这种言说方式并不是只有“格莱斯会话含义”一种，在汉语文化氛围培育成长起来的我国语言研究工作者需考虑有“汉语含义”的语言现象存在，而不是简单地把“汉语含义”只作为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里用汉语表达的用例，应该是我国语言学家研究“含义”这种言说方式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