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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争辩

时间:2022-10-29 10:00:05 浏览量:

摘 要: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解释是他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形而上学之克服的重要环节。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展开了本质性的哲学争辩。从形式上看,争辩(Auseinandersetzung)具有彼此分離而又相互设定的双重含义。《否定性》手稿为争辩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例子。海德格尔指认否定性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规定而黑格尔哲学并没有严肃对待之。黑格尔从意识的区分出发来思考否定性,因而在某物和他物的关系中规定否定性。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差异出发来思考否定性,并且在人与存在的关联中深入否定性的根源,回到作为源始区分之位置的澄明。

关键词:海德格尔;黑格尔;争辩;否定性;差异;澄明

中图分类号:B516.54;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3-0024-11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一样重视历史的思想性和思想的历史性。思想建构与思想史解构是海德格尔运思的双重方式:《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二章已经讲到“厘清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即“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与“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①;《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以下简称《论稿》)则提出,“本有”就是“原始的历史本身”②,“作为本有的存有乃是历史”③。纵观海德格尔一生所思,“形而上学历史”(无论作为有待解构的存在论历史,还是作为争辩和对话中的“第一开端”的历史)始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形而上学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的解释与批判构成了其思想工作的基本动机和任务。④在海德格尔全集的目录中很容易就能看到的一串名单——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尼采等等⑤,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解释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之道,是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必经之路。

在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诸多解释中,对黑格尔的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了其与众不同之处。伽达默尔曾经指出:“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以何等的持久性围绕着黑格尔转圈子,始终在针对黑格尔进行新的划界尝试,直到如今。”⑥而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所有寻求抵御海德格尔思想格调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点,在那里海德格尔思想看上去一再与黑格尔的思辨理念论合流,这个点就是把历史引入哲学的基本问题提法。”HansGeorg Gadamer, Hegel, Husserl, Heidegger,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87, S.90.这意味着,无论从海德格尔思想的自身确认来看,还是从针对他者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在某些方面划入同一阵营的做法来看,海德格尔都不得不面对黑格尔,不得不与之展开争辩、进行对话。

早在1915年,海德格尔就在其教职论文中引用黑格尔的话,将“……就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言,既无先驱者,亦无后至者”Hegel, Jenaer Schriften, TW2, Suhrkamp, 1986, S.17.作为导论的箴言参见Heidegger, Frühe Schriften, GA1,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8, S.193(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1”)。 ,并且在这部论文的结尾处宣称:“要同黑格尔展开一场原则性的争辩。”GA1, S.411. 关于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对其黑格尔解释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解释的开端性意义,可参见张柯:《论海德格尔“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但是这场争辩并未立即开启。在随后的“早期弗赖堡时期”(1919—1923)和“马堡时期”(1923—1927),海德格尔密集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了现象学阐释,同时吸纳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历史解释学、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逐渐形成了此在的解释学—现象学—存在论。《存在与时间》中对黑格尔时间概念及其与精神之关系的解释尚未构成一种真正的争辩,而只是起到了对生存论—存在论的时间性分析的反衬作用。

原则性的争辩在海德格尔从马堡回到弗赖堡之后得到开启。首先是在1929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德国理念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当前哲学问题》中,海德格尔在与德国理念论的争辩中论及“一种将来的与黑格尔的争辩”。参见Heidegger,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Fichte, Schelling, Hegel) und die Philosophische Problemlage der Gegenwart, GA28, Vittorio Klostermann,1997, S.208.(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28”)接着,海德格尔于1930年3月在荷兰做了题为《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难题》的报告,把争辩的战火从德国理念论烧到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域。参见Heidegger, Vortrge Teil I:19151932, GA80.1, S.283325. 在同年9月20日致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主要的时间用来写冬天的课程讲稿了: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场解释性的争辩。如何经受这场斗争,我还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学习本质性事物的机会。”Martin Heidegger,Elisabeth Blochmann, Briefwechsel 19181969, Hg. Joachim W. Storck,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1989, S.38.这场争辩便体现在1930—1931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稿《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与黑格尔的争辩在这里明确地定位到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十字路口”。Heidegger, Hegels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GA32,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7, S.92.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之后不久,海德格尔于1934—1935年冬季学期开设了“黑格尔法哲学”讨论班,参见Heidegger, Seminare HegelSchelling, GA86, Vittorio Klostermann, 2011, S.59184. (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86”)相应的讨论班笔记和记录见S.549655。考虑到时代背景和海德格尔的个体处境,这一讨论班所涉及的内容更显意味深长。再往后,在写出了后来被编为全集第65卷的秘密手稿《论稿》(1936—1938)之后,即1938—1939年,海德格尔在“否定性”中寻找路径继续深入与黑格尔的争辩。参见Heidegger, Hegel, GA68,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3,第一部分,《否定性:从否定性出发与黑格尔进行的一场争辩》(19381939,1941)。(以下将此德文本简称为“G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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