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伯里克利曾连续15年担任该职，控制着雅典政局。这是一个误解。首先，十将军初设时，并无首席将军之职。其次，虽然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的影响有所增强，但并无可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再次，伯里克利时期，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而是非宪法因素所致。此外，首席将军一职设立与否，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关键词：首席将军 伯里克利 雅典民主
国内很多世界古代史及古代希腊史的专门著作，每当谈及雅典民主的局限时，一般都要涉及雅典的十将军制，它们大多认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垄断了将军职位，伯里克利就连续15年以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府。因此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等公民上层人物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不是这个民主政治的真正主人。”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第218页。／／新近出版的、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基本承袭了这一观点，书中写道：“在体制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留有一个‘漏洞’以便于这些上层分子掌握实权，那就是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伯里克利就是从公元前443年起到(公元前)429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政府首脑。”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李天祜撰写的、可能也是惟一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古代希腊史》认为，“自公元前443年到前429年，伯里克利斯(即伯里克利)一直连任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为雅典最高的领导者。”李天祜：《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最近出版的一本《世界古代史》在这方面似乎走得更远，把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修改成了“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首席将军)手中”，把首席将军与第一公民等同了起来，理由是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兼管军事、外交和财政，威望之高近似国家元首”米辰峰主编《世界古代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1页。。
上述这些论著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伯里克利连续15年担任雅典首席将军一职，而且似乎认为，在雅典宪法中，至少是从伯里克利以来，本来就有首席将军的头衔。一般当选为首席将军者，都是当时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其实际地位相当或者近似于国家首脑。可是，在叙述伯里克利以后雅典的历史时，这些著作似乎又都忘记了雅典还有首席将军，无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影响很大的尼西阿斯、克列昂和阿克比阿德斯，还是公元前4世纪的德莫斯提尼，在这些著作中从来没有被称为首席将军。仿佛是首席将军一职在伯里克利时突然产生，随着伯里克利的去世，又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了。同时，在中国学者撰写的另一些世界古代史著作中，并没有出现首席将军的提法。如林志纯先生在提到伯里克利时，只说在修昔底德被流放后，“伯里克利每年当选为司令官(即将军)，始终是政府的领导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研室古代史组编《古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203页。。陈同燮的《希腊罗马简史》也说，“伯里克利……连续被选为将军，长时期掌握着雅典领导权”陈同燮：《希腊罗马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73页。。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我们也没有见到首席将军的提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之伯里克利条称，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起当选将军，历15年，在雅典内政、外交等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么，雅典宪法中是否有首席将军一职？ 上述论著多限于陈述自己的观点，均未详细讨论雅典是否有首席将军一职问题。
在国外学者的相关著述中，有关雅典是否设立过首席将军一职也存在争议，只是这些争议都集中在伯里克利时代。早在19世纪后期，贝洛赫就已经指出，从公元前441—440年以来，雅典将军的选举制度发生了变化。除了9名将军按照部落选举外，另有一人是从全体雅典公民中选出的。这个从全体公民中选出的将军享有高于其他9名同僚的权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Leiden,Boston,Koln,1998,p.85.。布劳尔多以修昔底德关于萨摩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记载为依据，认为修昔底德在10名将军都在场的情况下，特别点出伯里克利是当年的将军，说明伯里克利确实拥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他特别援引修昔底德著作的第2卷第21节作为证据，认为伯里克利“率领或者不率领军队出战的能力……暗示他拥有某种类似最高权力的东西……想从这样一种关于雅典事件的描述中推导出严格的同僚平等的观点，需要高度的想象力”Edmund F.Bloedow,Pericles Power in the CounterStrategy of 431.Historia,36(1987),pp.9—27.。易言之，伯里克利确实是雅典的首席将军。但是，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也大有人在。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声称，“伯里克理斯(即伯里克利)很受广大公民界的欢迎，从公元前443年起，年年当选为‘将军’。”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50页。但仅此而已，并没有说明他有什么特殊权威，《牛津古典辞典》的伯里克利条中，也没有提到他曾经是雅典的首席将军N.G.L.Hammond & H.H.Scullard (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1970,2nd edition,pp.800—801.。西方大学中非常流行的两本希腊史教科书：伯里的《希腊史》和哈梦德的《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都不曾有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的提法。伯里虽然承认伯里克利享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但认为那是因为“他对享有主权的人民的道德影响力，他有能力说服人民做他认为有益的事情”。从宪法上说，他只是10名将军之一J.B.Bury & 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5,p.240;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Second Edition,Oxford,1967,pp.331—332.。丰纳拉对雅典将军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承认，雅典将军的选举制度确实发生过变化。但选举制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某些将军的权力也有变化，因为在雅典，曾经有两个部落在同一年中同时有两人当选为将军的情况：公元前432年，有一个部落有两人当选为将军，另一个部落甚至有3人当选。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首席将军？所以，选举制度的变化和个别将军权力的大小之间没有联系C.W.Fornara,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from 501 to 404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16).Wiesbaden:Steiner.转引自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85—86。。多尔从另一个方面否认了雅典有首席将军的观点K.J.Dover,ΔΕΚΑΤΟΣ ΑΥΤΟΣ,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no.80(1960),pp.61—77.。波德勒基基本赞同丰纳拉和多尔的观点，认为伯里克利较大的影响不是源于宪法上的地位，而是他的道德影响力Anthony J.Podlecki,Perikles and His Circles.Routlege,London & New York,1998,pp.162—163.。此外，首席将军一职的存在，好像还成了雅典不够民主的一个象征，直接影响到对雅典民主的评价。因此，对与首席将军有关的问题，很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十将军初设时并无首席将军一职
雅典十将军的产生，是克里斯提尼部落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尽管有关改革的许多细节仍存在巨大争议，但学者们一般承认，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大体形成。在叙述有关改革措施时，希罗多德的重点放在部落制度上，并未提到设立将军一事Herodotus,V,66,69—70，78;cf.A.D.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William Heineman,1928.。这倒并不奇怪，因为希罗多德意在强调克里斯提尼与他外祖父之间的相似之处，对政治制度的细节历来不太关心。而且从年代上来看，十将军似乎并非克里斯提尼创造，因为《雅典政制》告诉我们，“首先，在这些制度建立后的第五年，即赫耳摩克勒翁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们指定了五百人议事会的就职宣誓仪式，这到现在仍在使用。其次，他们开始按部落选举将军，每部落一人，但全部军队仍归军事执政官统帅。”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 ⅩⅫ，2—3;H.Rackhman (tran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rard University Press,1971.虽然有关将军产生的具体年代存在巨大争议《雅典政制》的记载在年代上出现了一些矛盾，尤其是关于赫耳摩克勒翁担任执政官的年代。参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93,pp.262—263。，但《雅典政制》的记载仍明确地告诉我们，将军最初产生时，是按照部落选举的，每个部落一名。关于将军的职责和相互间的权力分配，《雅典政制》没有做具体说明，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打击贵族势力、增强雅典国家的统一M.Ostwald,Nomo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1969,pp.137—173.，因此，不大可能在这10名将军中产生一个首席将军，引起不同部落之间的竞争。我们可以相信，10名将军的权力是平等的。此外，作为一种新设置的官职，虽然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其潜在的力量表现出来以前，杰出的人物是不会对它太感兴趣的。出任将军一类官职的，可能是那些比较一般的人物。事实上，对公元前490年以前的雅典将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希波战争以前雅典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如地米斯托克利、米太雅德地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492年的执政官，米太雅德是公元前524年的执政官，见Matthew Dillon and Lynda Garland,Ancient Greece: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Death of Socrates. London & New York,1994,p.107。等，大多是先出任执政官，然后才出任将军的。《雅典政制》还告诉我们，将军最初产生时，并无统帅军队的全权，他们需要服从军事执政官的领导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ⅩⅫ，2.。
希罗多德关于马拉松战役的记载，说明《雅典政制》的记载也许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登陆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的将军们在派使者去斯巴达求援的同时，率领军队赶到马拉松与波斯军队对峙。在是否立即进行决战的问题上，雅典将领之间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将领们的意见既然分歧而错误的意见又有占上风的趋势，于是米太雅德就到这个人(指当年的军事执政官卡里马库斯)那里去”，游说卡里马库斯的支持。卡里马库斯支持了米太雅德的意见，同意作战。从米太雅德的话看，在将军们难以取得一致、没有任何一种决定可以赢得多数支持时，军事执政官似乎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可是希罗多德随后告诉我们，雅典人之所以决定作战，是因为“加上了军事执政官的一票”，言下之意，是说军事执政官与雅典将军一样，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同时，希罗多德还说，在战场上，雅典军队是由10名将军轮流指挥的。若果真如此，则军事执政官不过是个荣誉职，没有实际的统帅权。但是，在实际的交战中，军事执政官占据右翼，即传统上是由战场统帅所处的位置Herodotus，Ⅵ，105，Ⅵ，109—111.。所以，希罗多德的记载显然自相矛盾，历来学者们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在笔者看来，在缺少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考虑到希罗多德历来对有关宪法的细节问题粗枝大叶例如，他说军事执政官是由抽签选举产生的(Ⅵ，109)，然而Aristotle (The Athnian Constitution ⅩⅫ,5)称，执政官是从公元前487年开始由抽签选举的;他还说克里斯提尼改革是模仿他的外祖父，更加让人难以相信。，经常出现一些不够准确的记载，我们宁愿相信《雅典政制》，把10将军看作军事执政官的下属。希格内特指出，“将军委员会当时只是个咨询机构，军事执政官勿需遵从他们的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他的权威肯定高于他们，是实际上的总司令；因此，在战斗中占据右翼，即传统上由国王占据的位置。”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171；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79—83.至于希罗多德所说的轮流指挥问题，虽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军事执政官手中的话，那么这个当值将军的职权也许不过是主持将军们的会议，并在会后向军事执政官报告情况而已。这些情况说明，至少到马拉松战役时，将军在雅典还没有取得突出地位，在军事上，他们还是军事执政官的下属。所谓首席将军，在当时不可能存在。
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影响的增强
马拉松战役后，将军的影响增强了，指挥制度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战场上轮流指挥的做法似乎不再流行，至少不再被强调关于将军影响增强的原因，学者们一直比较重视公元前488— 487年雅典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改革，认为执政官改由抽签担任后，其威信下降。此外，提洛同盟建立后，与波斯的战争一直在进行，战事频繁，外交日趋重要，掌握军权的将军地位自然会有所上升。这些或许都是正确的。但米太雅德公元前489年远征帕罗斯的事例说明，将军的影响在执政官选举制度改革之前已经有增强的迹象。所以，将军权威加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主要是在米太雅德指挥下(或者是在他的建议下)取得胜利的。战斗结束后，当波斯人企图从法列隆海湾登陆偷袭雅典时，在军事执政官阵亡的情况下，雅典的将军们及时率领军队，赶在波斯人之前到达了这里，成功地挫败了波斯人的阴谋，从而大大提高了将军们的地位，使雅典人认识到，即使没有军事执政官的统帅，他们同样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既然雅典人能够因为国王们的懦弱而设立军事执政官(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Ⅲ，2)，应当也会在觉得不需要军事执政官为统帅时，直接让将军们来统帅雅典军队。不过这一切都是推测，有待具体资料的佐证。。突出的表现是，公元前489年，米太雅德独自统帅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去攻打帕罗斯Herodotus，Ⅵ,132—135；Ⅵ,132—136.。公元前480年，为了应对薛西斯的入侵，雅典全城大搬家，所有能够服役的公民都登上了战舰，抗击波斯军队。希罗多德给我们的印象是，海军统帅一直由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普鲁塔克则说地米斯托克利是总司令Plutarchs Lives,Aristides,8,3.原文是συμεναρχων και στρατηγων,意思是“你是拥有统治权的将军”。一类的人物。在希腊盟军商讨作战方针的会议上，也一直是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发言，其他将军几乎成了摆设。公元前479年，阿里斯提德当选为“拥有全权的将军”，成为驻守普拉提亚的雅典军队的统帅Plutarchs Lives,Aristides,Ⅺ, 1.原文是στρατηγοsαυτωκρατωρ,意为“拥有全权的将军”。。后来，阿里斯提德还曾当选将军，并且代表雅典人与盟国宣誓，厘定盟国应交纳的贡金数量。在他之后出任将军的西门，无疑是希波战争后到公元前462年间雅典军事和政治中的风云人物，将军在雅典政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此时雅典是否产生过人们常说的首席将军呢？这需要我们对此时雅典政治上几个风云人物的地位进行一些分析。
先看米太雅德。由于马拉松战役的胜利，米太雅德成了雅典的英雄。希罗多德说，“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战败之后，在雅典本来就有声望的米太雅德的声望就更加提高了。”于是，他向雅典人要求70条船，说是“如果他们追随他的话，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雅典人同意了。但在进攻帕罗斯的战斗中，米太雅德遭到了失败，本人也受了伤，一事无成地回到了雅典。他的政敌立刻以欺骗雅典人民的罪名控告他。雅典人虽未将其处死，但罚了他50塔兰特。希罗多德没有提到雅典人授予米太雅德任何称号，甚至没有说他是当年的将军。考虑到马拉松战役的影响以及雅典的制度，可以设想，米太雅德次年顺利当选为将军而非军事执政官，而且在10名将军中应拥有更高的威信。但是，在出兵问题上，他要取得雅典人民的同意；如果行动失败，他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没有任何特殊权力可言。因此，米太雅德不可能是掌握雅典内外政策的首席将军。
接下来是地米斯托克利。希罗多德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他在希波战争中的行动，并对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赞不绝口。他促使雅典人建造了庞大的舰队，正是这支舰队在萨拉米斯打败了波斯；他正确地解释了德尔斐的神谕，说服雅典人撤退到萨拉米斯和伯罗奔尼撒，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进行海上决战；在希腊同盟的大会上，他舌战群雄，成功地让希腊盟军留在萨拉米斯，并诱使波斯人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与希腊舰队决战，成为希腊取胜的头号功臣。其他的雅典将军，似乎没有出现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至少其作用不够明显。这是否意味着雅典人赋予地米斯托克利以特殊权力呢？希罗多德没有明说，但提到雅典人选举地米斯托克利为将军，对其具体职权语焉不详Herodotus,Ⅶ,173.希罗多德用的是动词στρατηγεω,意思是“成为将军、选为将军”，因此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雅典人选举地米斯托克利为将军。。普鲁塔克借阿里斯提德之口，称地米斯托克利为archon kai strategonPlutarchs Lives,Aristides,Ⅷ,3，1.。这个词组的前半部分是执政官、统治者之意，后半部分为将军，因此，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者把它翻译成commanding general，以示其与众不同。在另外一处，普鲁塔克称地米斯托克利为strategoutos autokratoros。洛布古典丛书的译者将其翻译成“general with sole powers”，意思是“拥有全部权力的将军”，以强调其地位的特殊性。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称地米斯托克利为首席将军也许并不过分。可是，普鲁塔克的记载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希罗多德给人的印象是，地米斯托克利一切都按照雅典法律办事，所有行动都是在得到雅典人同意后才进行的Herodotus，Ⅶ，143—144，173.,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地方。雅典的其他机构，如战神山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等，仍在正常发挥作用据Herodotus，Ⅸ，5，五百人议事会仍然负责接待外邦使者，并就是否接受对方的建议进行讨论；据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Ⅲ，1,当将军们束手无策时，是战神山议事会给每个雅典人分发8个德拉克马，使雅典人顺利完成了撤退。在这两件重大的事情上，没有任何地米斯托克利参与的迹象，如果说他当时是拥有全权的将军，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普鲁塔克关于希波战争的主要资料也许来自希罗多德的记载。但希罗多德只是说地米斯托克利是当年的将军 Herodotus，Ⅷ，79.。在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关于波斯人即将进攻希腊人的对话中，根本没有涉及各自所担任的职务。对话着力表现的，是两个历来敌对的人，为了希腊的事业而捐弃前嫌，共同对敌。复次，普鲁塔克的习惯是，当他引用某一段资料时，会交代资料的来源。但在这里，他并没有说明其资料的来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第一处是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普鲁塔克写作时，距希波战争己近700年，对这一类的话，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郭小凌：《古代的史料与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第89—90页。。如果考虑到在普鲁塔克所写的地米斯托克利本人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他当选为雅典全权将军的提法，我们就更有理由怀疑普鲁塔克有关记载的真实性。因此，所谓拥有全权的将军的说法，也许只是普鲁塔克的想象；或者是为了抬高阿里斯提德的道德形象，有意创造出来的，因为人们公认，普鲁塔克对历史准确知识的追求，远不如他对道德说教的偏爱汤普森说，“应当把普鲁塔克看作一位道德家，而不应当把他看成历史家。”郭圣铭称，“普鲁塔克主要是个道德家……他所写传记，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他自己的伦理思想，以求达到教育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他就不完全遵守作为一个历史家所必须具备的谨严的笔法，有时凭主观想象，抒发胸臆，并且不惜引用一些未经考证的传说和奇闻逸事来支持他自己的见解。”郭小凌认为，普鲁塔克“同自己的描述对象有相当大的时间和空间差，主要靠二手史料填补这一距离，因而他把人物的思想心理刻画得越精致微妙，他可能离客观史实越发遥远。可以这样说，《名人传》中的人物无不带有普鲁塔克个人的影子，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塔克心中的历史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引文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9页；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页；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109页。。最后，即使地米斯托克利真的拥有特殊权力，还可以用当时雅典所面临的紧急形势来解释。马拉松战役中，不是有几位主战的将军把自己的指挥权让给米太雅德吗？当时的情况也许是，为集中力量对抗波斯，也为了便于与希腊的盟友交涉，再像过去那样，每人一天轮流指挥军队，显然不够现实。鉴于地米斯托克利的智慧，雅典的其他将军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指挥权，将其交给地米斯托克利统一负责。作为地米斯托克利政敌和对手的阿里斯提德、西门等人尚且能够服从地米斯托克利，其他将军理应也是如此。
阿里斯提德的情况与他的对手相似。普鲁塔克说，公元前479年，雅典人“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战役，选举他为strategon autokrator后，他率领8 000名雅典重装步兵来到普拉提亚。”strategon autokrator的前半部分是将军，后半部分是形容词，有独立、绝对、拥有充分权力之意Hey George Liddell,Robert Scott,Hey Stuart Jones,A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Edition,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40,pp.280—281.。单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拥有这种称号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全权将军或者首席将军。公元前407年，雅典人为了应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危急形势，曾经授予阿克比阿德斯拥有全权的领袖的称号(apanton hegemon autokrator)。不过，这个称号并不是在选举时就授予他的(阿克比阿德斯缺席当选为将军)，而是在阿克比阿德斯到达雅典、并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后，雅典人才赋予他的Xenophon,Hellenica, Ⅰ,4;Ⅰ,10;Ⅰ,20.。如希格内特指出的那样，阿里斯提德当年之所以拥有全权将军头衔，很可能是在当选以后，雅典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临时授予他的称号；他所拥有的权力，很可能也只限于在普拉提亚指挥作战，不大可能全年都拥有这一权力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p.353—354.。
拥有这一称号的人究竟有多大权力？是否意味着他对所有的将军都拥有某种权威？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当年雅典人是在海上和陆地上两线作战，那些在海上作战的将军们受阿里斯提德节制的可能性不大。而在当年的希腊海军中，雅典人的兵力占了一半。从当时雅典的3万公民来说，8 000人固然是个大数字，但在海军中服役的人显然更多。也就是说，雅典人的大部分兵力并不在阿里斯提德的节制之下。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率领海军作战的，是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克桑提波斯是否拥有全权将军的头衔，希罗多德没有明示。但在围攻塞斯托斯时，雅典军队显然不是由克桑提波斯一人统帅的Herodotus,Ⅸ,102;Ⅸ,114;Ⅸ,117.。由此观之，阿里斯提德的所谓全权将军的权力，只限于普拉提亚战役，是一个临时的称号，并不代表他对所有的将军在全年都拥有最高权力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354.。
阿里斯提德在普拉提亚实际拥有的权威，应当是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普鲁塔克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细节，如代表雅典人发言，争取到右翼的位置；处理那些企图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派兵援助麦加拉人；亚历山大向阿里斯提德通风报信；雅典人同意与斯巴达人换防；提议设立全希腊性的埃琉特里亚节等Plutarchs Lives,Aristides,11—21.，而且似乎都是独自做出决定的。但是，我们关于普拉提亚战役最权威的记载来自希罗多德，而希罗多德的记载与普鲁塔克是相互矛盾的。通观《历史》第9卷，我们看不到阿里斯提德拥有绝对权威的迹象。希罗多德虽然告诉我们，雅典人的将领是吕西马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Herodotus,Ⅸ,28.，但在整个战役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做出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深夜来到希腊营地向雅典人通风报信时，他通报的对象是雅典人和他们的将领。在这里，希罗多德使用了“将军”的复数形式，所以不可能仅是阿里斯提德一人。在雅典人就此进行讨论时，希罗多德同样使用了复数形式，说明雅典有多名将军在场，而且他们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在雅典人向希腊联军统帅波桑尼阿报告亚历山大带来的消息时，也是多名将军随行。在回答波桑尼阿有关军队调动的问题时，希罗多德使用了雅典人这一称呼。试想，如果阿里斯提德真是拥有全权的将军，这些重大问题的决定，理应有阿里斯提德在场。可是，希罗多德在这些场合使用的都是雅典人或者将军们，根本没有提到阿里斯提德Herodotus,Ⅸ,44—46.。所以，在普拉提亚战役中，阿里斯提德所拥有的全权将军的称号，或者像在地米斯托克利一事中那样，是普鲁塔克根据后来的历史所做的想象，或者这个所谓的全权将军，其权力实在十分有限，不足以引起希罗多德的注意。因此，很难说雅典当时设立了首席将军这一固定职务。
西门的问题相对简单。虽然他是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雅典最成功的将军，并且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普鲁塔克，都只称他为将军，从来不曾给他特殊的头衔。即使是他作为悲剧比赛裁判的时候，他也是和同僚们一起作为裁判官Plutarchs Lives,Cimon,Ⅷ,7—8.。因此，关于他与首席将军的关系，勿需多说。
伯里克利的连任与首席将军问题
伯里克利无疑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最杰出、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在国内政策方面，他大大推进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使雅典成为古典民主的楷模。在外交政策上，他加强对盟国的控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雅典，并且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政策的指导者。他的当代人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权力实际上逐渐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Thucydides,Ⅱ，65，9.修昔底德还告诉我们，当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入侵阿提卡时，雅典不少人看到庄稼被破坏，橄榄树和葡萄藤被砍，希望出战。伯里克利则“不召集公民大会，或任何特别会议，因为恐怕一般讨论的结果，他们在愤怒之下，而不在理智的影响之下，做出错误的决议来。”Thucydides,Ⅱ，22，1.这段话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伯里克利身为将军，通过控制公民大会的召开，牢牢掌握着雅典的政策。仍然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是“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后来，雅典人虽然罢免了伯里克利，并且罚了他的款，“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又选举他为将军，把他们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处理。”Thucydides,Ⅱ，65，2—4；Ⅱ,65,8—10.据普鲁塔克称，当代的诗人们因为伯里克利影响太大，称他和他的伙伴为“新庇西特拉图的后代”，并要他发誓不当独断专行的僭主。一个叫特勒克勒德斯的诗人说，“众邦之财他掌管，众邦分合亦随他心愿。石城石城平地起，筑之毁之反掌易！和、战、强兵，系于一人，财、权、幸运，集中在一身。”普鲁塔克特别提到，“在这40年当中，差不多有15年之久，他每年都被选为将军(strategiais archen)，大权在握，不曾间断。”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Ⅵ,1—3.这些记载充分显示了伯里克利在雅典的影响，以至于让不少学者认为，他是雅典的首席将军。
自德国学者贝洛赫以来，西方有不少学者都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的首席将军对伯里克利为雅典首席将军持肯定态度的学者除贝洛赫外，还有希格内特等。参见K.J.Dover,ΔΕΚΑΤΟΣ ΑΥΤΟΣ,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no.80(1960),pp.61—77;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p.353—356。。综合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修昔底德称伯里克利为dekatos autosThucydides,Ⅰ,116,1;Ⅱ,13,1.，这个称号比较特殊；其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里克利曾经阻止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以保证自己陆上退却、海上攻击的基本战略的推行，防止雅典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不是他拥有特殊权力，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制度下，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复次，如前所述，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0年再度被选为将军后，雅典人把所有国家的事务都委托给他。最后，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以来，雅典将军的选举方法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时候，公民大会可能按照部落选举9名将军，但有一名将军是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出来的。这个从全体公民中选出的将军可能拥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成为首席将军。结果造成有些部落有两人同时担任将军，而有的部落没有将军的局面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tegoi.In E.Badian (ed.),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 Oxford,1966,pp.275—285.。可是，对修昔底德及其相关史料的分析证明，这些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我们来看dekatos autos。在提到雅典的将军委员会或者某一战役中正在指挥作战的将军们时，古典作家有时会对其中某一个将军的名字有所强调。在叙述公元前441—440年镇压萨摩斯暴动的战斗时，修昔底德称伯里克利是当年的dekatos autosThucydides,Ⅰ,116,1.；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再度被称为dekatos autosThucydides,Ⅱ,13,1.。一些学者因此认为，拥有这种称号的将军，可能比同僚拥有更大的权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首席将军之类。可是，在萨摩斯战役中，并不是10名将军全部在场，因为在伯里克利与萨摩斯人第一次交战后，雅典人又派了40艘战舰增援，这40艘战舰可能也是在雅典将军统帅之下的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9.。因此，如果说伯里克利拥有什么特殊权威的话，那也可能像希波战争期间的阿里斯提德一样，不过是就萨摩斯战役而言，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一当选就拥有高于其他将军的权威。公元前431年的情况与此类似。他当时或许是阿提卡战斗的总指挥，因为当时至少有几名将军是不在雅典的有关的讨论参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87—91\.。不奇怪的是，在修昔底德的英译本中，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古典丛书的翻译都比较一致，把伯里克利作为10名将军之一，说的是“伯里克利和其他9名将军”Thucydides,Loeb Classical Library.C.F.Smith(tr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Ⅰ,116,1;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x Warner(trans.),London,1972,p.102.，而非“首席将军”，至于在某一战役中特别把某一位将军放在第一的做法，同样不能成为雅典有首席将军的证据，它可能只是由于该作家在记述相关战役时，认为某人特别重要而已。例如，在提到公元前432—431年绕航伯罗奔尼撒的舰队时，修昔底德首先点出了卡基诺斯Thucydides,Ⅱ,23,2.，而公民大会的有关命令却把苏格拉底放在了第一位cf.K.J.Dover,ΔΕΚΑΤΟΣ ΑΥΤΟΣ,pp.68—69.。再如在叙述公元前406—405年的战斗时，色诺芬首先提到的是科农Xenophon,Hellenica, Ⅰ,5,16.，而吕西阿斯强调的是塔拉绪罗斯Lysias,ⅩⅪ,8.。
关于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阻止雅典召集公民大会，修昔底德是这样记载的：当伯罗奔尼撒的军队到达雅典近郊时，“雅典人……亲眼看见自己的土地遭到破坏——这件事情，青年人从来就没有看见过，老年人只是在希波战争时看到过。但是，阿卡奈离雅典不过60斯塔狄亚。看见敌军驻扎在阿卡奈，他们感到不能容忍。很自然地，他们会因此感到愤怒，特别是青年人，要出来阻止敌军的破坏。双方意见激烈地争辩，有些人要求领导他们出去作战，有些人则反对这个要求……阿卡奈人知道他们是全国的重要部分，同时认为他们的土地正遭受蹂躏，所以特别坚持出兵。”“伯里克利深信自己不出战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看到当时他们处于激怒状态；他们的意图并非最佳，就拒绝召集公民大会，或者任何形式的会议，担心他们如果聚集在一起，可能会在缺少理智时爆发激情，结果犯下某些严重的错误。”Thucydides,Ⅱ,21,1.
按照雅典法律，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属于议事会主席团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 XLⅢ,3.。但在这里，修昔底德却说，伯里克利阻止雅典人召集公民大会。布劳尔多认为，伯里克利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行使着特殊的权力，这个特殊的权力就来自他在10将军委员会中的特殊地位。虽然在当年的有关叙述中，修昔底德并没有明确称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他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与首席将军没有本质差别Edmund L.Bloedow,Pericles Power in the CounterStrategy of 431，pp.12—27.。然而，修昔底德提供的资料，似乎并不支持这种看法。首先应该看到，当时对伯里克利战略表示不满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以及阿卡奈的居民。这些人显然不占雅典公民的大多数。其次，根据雅典法律，公民大会的召集权属于议事会。议事会或许认为，拒绝在陆地上与伯罗奔尼撒军队决战，是雅典既定的战争策略，如今伯罗奔尼撒军队刚刚到达阿提卡，已经决定的战略还没有得到检验，没有必要立刻修改战争策略。另外，议事会的成员，按照雅典法律规定，由30岁以上的公民担任。他们显然经历过战争，对伯罗奔尼撒陆军的力量是领教过的，不会拿雅典人的生命去冒险。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拒绝年轻人的冒险主张，拒绝召开公民大会。所以，当时拒绝召开公民大会的，应当是议事会而不是伯里克利。当然，这中间不排除伯里克利及其同僚做了议事会主席团的工作，促使他们支持伯里克利的战略。所以，修昔底德在这里说的伯里克利拒绝召集公民大会，应当理解成议事会拒绝召集公民大会。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修昔底德在这里使用的不是雅典公民大会的ekklesia，而是syllogon。根据汉森等人的研究，Syllogan类型的会议,虽然也是公民大会的一种类型，但它是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它的召开与否，是在将军的权限之内M.H.Hansen,The Athenian Ecclesia Ⅱ.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1983—1989,Copenhagen,1989,pp.210—211;cf.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因此，就是伯里克利真的拒绝召集这种性质的公民大会，与他是否担任首席将军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最后，伯里克利当年在将军委员会中的同僚，如哈格农、色诺芬、苏格拉底、普罗特阿斯、卡基诺斯等，都是他多年来的同事和朋友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 Ithaka & London,1974,p.55.。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深知伯里克利不会拿雅典士兵的生命冒险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ⅩⅩⅧ,4.，无疑会支持伯里克利陆上防御、海上进攻的战略。除非出现特殊情况，他们不会要求议事会举行公民大会修正雅典的战略。因此，当时雅典实际上没有召开公民大会的条件。如多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伯里克利能够拒绝召集公民大会，那不是因为他是当年的首席将军或者独裁将军，而是他多年来树立起来的政治上的威信，乃是非宪法的因素所致K.J.Dover,ΔΕΚΑΤΟΣ ΑΥΤΟΣ,p.75.。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其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伯里克利的地位……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致于他可以对他们发出怨言，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Thucydides,Ⅱ,65,8—9.更何况当时他的同僚都支持他，议事会也站在他这一边，而表示不满的不过是一些年轻人以及公民中的少数人。
关于公元前430年雅典人把所有国家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做法，同样不能成为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的证据。那是雅典人在绝望或者危急状态下的特殊授权，并非常例，更不能因此证明他就是首席将军，而且是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当时雅典人正遭受瘟疫的袭击，人丁死亡枕籍。伯罗奔尼撒的大军不断蹂躏阿提卡，使雅典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在战争中，雅典人正面临严重考验。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人民大众的财产在过去就是很少的，现在连这一点也被剥夺了；富有的阶级丧失了他们美好的地产和乡村中富丽堂皇、设备优良的房屋；最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战争中，而不是在和平中。”Thucydides,Ⅱ,65,2.在当时的情况下，伯里克利似乎是惟一能够领导雅典走向胜利的人。所以，戈麦指出，“这些‘全部权力’是在特殊情况下授予的特殊权力。修昔底德在这里所说的雅典人‘把一切都委托给他’，不过是在下述意义上，即像从前一样，总是遵循他的建议。像克列昂一样，他不过是个‘最受信赖的人’。而克列昂和他的继承者也都曾经‘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A.W.Gomme,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Ⅱ,Oxford,1956,p.183.哈默尔则认为，这里的意思，也许不是雅典人授予伯里克利特殊权力，而是说雅典人接受伯里克利为他们主要的政治领袖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93.。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更接近戈麦的意见。在卷Ⅵ中，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当时雅典人因为讨厌阿克比阿德斯的指挥，因此打算“把他们的事务委托给其他人”。这里的其他人用的是复数(allois)，显然不会是一个人。如果这些人都是首席将军，不免荒谬。在关于西西里远征的辩论结束后，“雅典人……马上就表决：关于军队的数目以及远征的所有事务，将军们拥有全权，可以根据对雅典最有利的原则办理。”Thucydides,Ⅵ,8,2;Ⅵ,26,1.这里所谓的全权，不过是远征的准备工作而已，而且是在选举工作完成后，授予尼西阿斯、拉马库斯和阿克比阿德斯3个人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大可能是首席将军，更不用说3个人同时成为首席将军了。舰队到达西西里以后，所有的行动，几乎也都是3个人商量决定的。只是在阿克比阿德斯逃亡、拉马库斯又战死的情况下，尼西阿斯才取得统帅权Thucydides,Ⅵ,8-Ⅶ,8;Charles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95—97.。所以，所谓把所有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说法，并不能证明伯里克利在将军中占有特殊地位，享有高于其他将军的权力。
最后，是关于将军选举制度的变化问题。《雅典政制》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公元前501年将军制度初创时，每部落有一人担任将军选举最初是在部落里进行，还是由部落提出候选人，然后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在学术界颇多争议。从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国家统一与认同感的基本立场出发，选举似应在公民大会上进行，但并无任何证据。参见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tegoi，pp.275—285。。马拉松战役时，似乎仍是每个部落一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西门时代，雅典仍保持着每个部落一名将军的制度Plutarchs Lives,Cimon,Ⅷ，7.。但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至少在伯里克利镇压萨摩斯暴动时，这一制度已经有所变化。据安德罗提昂记载，当年伯里克利所在的阿卡曼提斯部落有两名将军(一为伯里克利，一为格劳孔)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这个事实意味着，在雅典的10个部落中，至少有一个部落没有将军。此后，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人们常把这一变化与《雅典政制》LXI的记载联系起来考虑。《雅典政制》说，“所有军事官吏，皆以举手选举——10将军以前每部落一人(kata phylas)，但现在由全体公民中一起选出(ex hapanton)，并且以投票决定他们的职责。”一些学者，典型的是贝洛赫，根据一个部落中出现两名将军的资料推测，两人中有一个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首席将军。不过，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在伯里克利担任将军期间，潘狄奥尼斯部落曾经两次有两人被选举为将军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gegoi，pp.283—284.。如果我们接受贝洛赫的意见，那就意味着在伯里克利之外，潘狄奥尼斯部落的两人中也有一人为首席将军。从情理推测，这显然不大可能。所以，一个部落中同时出现两名将军，并不能证明其中一人就是首席将军，它不过是雅典将军选举制度变化的结果。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将军的选举，只能表明某一个人在公民中受欢迎的程度和威信，并不表示当选的人被雅典人民授予更大的权力，或者享有高于同僚的宪法地位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gegoi,p.283.。
余 论
以上所论，应当足以说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无首席将军之职，伯里克利也没有可能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个别将军所拥有的超过同僚的威信，或者在实际政治中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不过是因为此人长期活跃在雅典政坛，凭借个人能力，逐步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如普鲁塔克所说，伯里克利能够连续15年当选为将军，是因为“在40年当中，伯里克利一直是厄菲阿尔特、勒奥克拉特斯、米罗尼德斯、西门、托尔米德斯以及修昔底德诸人之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在这些年间，他从来没有贪污行为”。“他的成功还不仅在于演说才能，更在于他从不接受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因此，他虽然被当时人称为奥林匹斯山的主神，但“性格温和，当政时生活朴素，一尘不染”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Ⅴ,4—5;ⅩⅥ,2;ⅩⅩⅨ,2.。修昔底德在谈到伯里克利的成功时，强调的也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国家的公共需要而论，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是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在总结伯里克利的成就和对雅典民主进行总体评价时，并没有提到伯里克利担任的任何职务，而仅仅用了“第一公民”这个词Thucydides,Ⅱ,65,8—10.。可见，在修昔底德心目中，伯里克利担任的职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个人所具有的能力与影响。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雅典确实没有专门的首席将军一职，否则严谨如修昔底德，怎会不说首席将军，而强调他是第一公民？对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亚里士多德，不管是在他一般讨论城邦政治制度的《政治学》中，还是在专门叙述雅典政治制度发展史的《雅典政制》中，也从来没有谈到首席将军问题。如果雅典真的有首席将军，而且在政治中发挥过那么大的作用，一向关注制度作用的亚里士多德似不应该忘记。
讨论至此，似乎有必要就雅典民主的基本特点对国家管理的影响稍做说明。众所周知，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但如何管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如何运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然的。而在雅典民主研究中，确实有不少学者相当注重雅典民主的各项制度，强调其制度化的因素。但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这一个方面，都不能否认，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国家所有重大的事务，都必须经过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并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监督下执行。所以，一个人是否能够在政治上保持影响，并不在于他所担任的职务，而在于他能否经常说服公民大会接受他的建议，把他的建议变成法律。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和政党制度下，政治家可以期待本党的支持，而且可以利用议会休会或者讨论的时机，发动社会舆论。可是，在当时的雅典，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一个想从事政治的人可以依靠的，除了他的亲属，就是他的朋友，或者他的邻居、熟人之类W.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1992,pp.5—34.。即使如此，他并不能保证所有这些人都支持他，他们的态度显然会随着他所提出的建议的内容而有所变化。同时，如芬利指出的，每次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并不都是一样的，其成分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决定，不能被推迟到第二天。有些时候，即使会议出席者的成分没有明显变化，但在两次公民大会之间，甚至一夜之间，出席者的情绪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对暴动的米提列奈的处理是一个最典型例子。第一天，公民大会接受了克列昂的建议，打算将米提列奈的成年男子尽数处死。但在第二天，经过激烈的辩论，公民大会接受了狄奥多托斯的建议，决定取消前一天的决定，只处死为首的分子。见Thucydides,Ⅲ,42—48。，从而使所有的雅典政治家始终处在紧张之中，他们需要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使自己的建议被雅典人民接受。所以，在实行直接民主的雅典，“关键在于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府。当时确有职务和官职，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都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人是一个领袖，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或者说在这个词字面的意义上，在公民大会中的非官方身份。他是否拥有那个身份，就看公民大会是否会按照他的愿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个建议，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验。”M，I． 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In M.I.Finley (ed.),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1972，pp．16—17；黄洋：《雅典民主新论》，《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64—65页。在这个意义上，伯里克利是否担任首席将军，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民主政治存在时期，雅典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并不一定是一直担任某种职务、尤其是重要职务的人。克里斯提尼在雅典进行改革时，并不是当年的执政官当年的执政官是伊萨哥拉斯，参见Herodotus，Ⅴ,66,69;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ⅩⅪ，1—6。。地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到70年代雅典政治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在很长时间里，似乎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萨拉米斯战役后，地米斯托克利似乎就没有再担任任何重要职务了，可能只是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但在雅典政治中，他仍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否则雅典人也不会用陶片放逐法将他放逐出国了。参见Thucydides，Ⅰ，90—92；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ⅩⅨ,1—ⅩⅫ，3。。西门在政治上的影响，一是他成功地领导了对波斯的战争，一是他的豪爽和慷慨Plutarchs Lives，Cimon,Ⅹ,1—ⅪⅤ,4.。那个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厄菲阿尔特，可能只是雅典的普通公民至少《雅典政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见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Ⅴ,2—4。普鲁塔克同样没有提到他担任随职务，参见Plutarchs Lives，Cimon，ⅩⅤ,1—3。。至于伯里克利，这个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政治上、军事上最具影响的人物，只是在公元前443年以后连续当选为将军。在此之前，虽然他已经在政治上颇具影响，但很可能也是一介平民，或者只是偶然担任公职。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很具影响的克列昂，很长时间里也许只是平民，直到公元前425年才偶然当选为将军Thucydides,Ⅳ,27—29，1.。类似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下去。它们说明，在雅典，一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和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又都处在公民大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只要公民大会决定了的事，谁也无力推翻，或者拒绝执行将军有时被派去执行他本人并不喜欢的任务，或者某一行动的倡导者却没有被派去执行这一任务，可以说是公民大会掌握雅典权力的集中表现。例如，尼西阿斯虽然反对远征西西里，但仍被选举为将军，指挥有关西西里的战事。有关的讨论请参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14—23,115—140;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Cambridge,1988,pp.77—105\.。如果公民大会认为某人的建议、行动妨碍了国家的利益，人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免职，或者给予严厉的惩罚，伯里克利本人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Thucydides,Ⅱ,65;Plutarchs Lives,Pericles, ⅩⅩⅩⅤ,3—4.。明乎此，我们大可不必因雅典人保留了将军的选举方式而批评雅典政治不够民主，也不用借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将军而夸大这一职务的政治意义。
〔作者晏绍祥，1962年生，博士后。武汉大学历史系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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