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党员队伍迅速由五大时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都为党建史上所少有。究其原因，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这一众所周知的外因外，还有中共自身指导思想、组织状况、党内教育等方面的内在因素。
［关键词］ 大革命失败前后 中国共产党 党员人数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共党员队伍发展极其缓慢。中共四大至五大期间，党员人数却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1］，两年多时间里竟增加了近60倍。可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2］，成为中共历史上党的组织破坏程度最大，党员人数下降速度最快的历史时期。本文仅就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的内在原因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中共中央妥协退让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极力维护统一战线而不惜牺牲中国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其控制下的中共中央只好忠实地执行妥协退让的方针。结果，中共越妥协国民党反动派就越得寸进尺，中共自身的凝聚力就越差。
随着江西战场的胜利，蒋介石集团逐渐右倾，共产党受排挤打击的危险日益严重。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去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共产党的力量，反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和唐生智等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当汪精卫回国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精心安排下，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共同宣言，宣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国共两党 “互相敬重”、“开诚合作”。从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打了掩护，麻痹了中共党人的革命警惕性。在蒋介石举起屠刀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还认为要“对蒋介石作出某种让步以保持统一”，并指示中共“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结果事变一发生，不论是中共方面还是共产国际都束手无策。
“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虽然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4］，但面对工农运动的继续高涨，以他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法令。为了拉住汪精卫，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甚至不惜采取牺牲工农利益的办法。陈独秀也跟在鲍罗廷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中共湖南临时省委曾一度决定调集长沙附近十多个县的农军前去镇压，却被鲍罗廷、陈独秀他们制止了，结果许克祥等人更加变本加厉地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对待农民土地问题上，鲍罗廷、陈独秀等人完全把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没想到，没收地主土地却迅速激起国民政府中一些官员和国民革命军中大多数军官的强烈不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跟着武汉国民政府从解决农民土地退却到只实行二五减租，随后又退到全面限制农民运动。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取消土地革命，不仅使农民得不到土地，而且连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丝毫得不到保障。得不到中共正确领导和强有力支持的农民逐渐对中共产生了不满情绪，使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持。甚至到秋收起义后的农村仍然是“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5］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因担心何键在武汉制造又一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和鲍罗廷连忙惊慌失措地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为了阻止工人的过火行为，甚至不惜采取逮捕工人的强制办法，激起工人对中共的反感，甚至使不少工人丧失了对工会和共产党的信仰。
由于工农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广大工农群众的情绪极其低落，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广大的群众基础。没有广大工农群众做坚强后盾和坚实基础，党员人数减少的速度自然就更快一些。
二、各级组织软弱无力
大革命时期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的各级组织框架虽然基本建立，但是还很不完善。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不仅党的中央机关软弱乏力，而且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也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而中央委员的人数不仅没有相应增加，反而更加分散，能经常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往往只有二三个人，有时甚至只有陈独秀一个人。虽然早在四大就设立了中央组织部，但部长之职是由总书记兼任，党的第二次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 “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 ［6］，实际上，不论陈独秀还是其他人此后“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7］ ，以致“所有组织工作均附在中央秘书处办理，这等于没有工作” ［8］。后来，中共中央虽然指派周恩来负责组织部的工作，但没过多久，他又被指派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9］。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武汉后，形式上虽然趋于统一，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中央的控制更加牢固、更加直接，大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小到中共五大的会议议程，无不受其左右。更为严重的是，在大革命紧急时期，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人往往对同一问题因看法不同互相争吵，使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五大后，中央委员虽然从四大时的9人增加到31人，但是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仍然分散在各地。夏斗寅叛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个“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通告发出后蔡和森又觉得不妥，于是，第二天、第三天又接连召集两次扩大的常委会，请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参加讨论，结果两次会议都只有陈独秀和蔡和森二人出席。［10］此时的宣传组织工作也几乎陷于停顿，“中央对于各地党员数目和组织状况一点也不知道”［11］ ，甚至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案都没有及时翻译出来。
党的中央机关软弱涣散，党的地方工作尤其是支部工作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共成立之初，由于党员人数不多，党的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小组。中共四大规定党的基层组织以支部为单位组织活动，要求“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12］ 。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支部以找不到秘密开会地方为由长时间不开会，使广大基层党员失去学习和训练机会。由于不少地方党组织软弱涣散，“以至共产党在各种群众中不能具体表现，民众眼中的共产党，仿佛是一些戴着国民党面具的幻影”［13］ 。直到四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党的基础仍然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党的活动工作者也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14］。尽管中共中央就支部建设问题曾经提出过不少要求，也做出过不少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要求和规定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第三次修改后的党章明确规定了支部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党的支部负有领导群众日常斗争、落实执行党的决议、发展新党员、从事组织宣传、参加地方经济斗争、讨论党的重大问题等任务。由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这些规定和要求还来不及落到实处，党的基层组织就已纷纷遭到破坏，不少党员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有的甚至从此成了断线的风筝。
三、 党内教育严重滞后
党内教育是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手段，也是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大革命高潮时期，形势一日千里，党员迅猛增加，但党内教育工作一直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以致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时，不少党员纷纷宣布脱党，有的甚至成为可耻的叛徒。
虽然早在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就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但是由于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绝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忙于帮助国民党改组活动，这一决议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中共第一次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虽然也认识到党内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但只是要求中央宣传部“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15］，以致在党报上“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16］。在革命形势高涨阶段，加入共产党成为一种时髦，社会上不少“同路人”甚至投机分子也趁机加入到党的队伍里，“不仅是一般知识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许多拥有重兵的高级军人也来敲C.P.的门”［17］。他们入党内后把一些不良倾向也带进了党的队伍。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党员数量忽视质量，有的地方甚至搞突击发展，如中共湖北区委在1926年11月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9周年，发动和组织了一次征集党员的活动，一次就吸收了2000多个党员。［18］用这种办法吸收进来的党员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随着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新党员在党内占了绝大多数。大多数新党员都是“富于革命的热情，而缺乏系统的认识，工作方法和经验更是缺乏”［19］。党员数量虽然增加了，党员质量却下降了。
由于不少党员缺乏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没有牢固地树立起远大的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尤其是那些在革命大潮中混进来的投机分子，意志十分薄弱、立场很不坚定，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就纷纷宣布退出共产党，有的甚至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投进了敌人的怀抱。据李维汉回忆：那个时候“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20］1930年李立三在作党史报告时也描绘了这种情况，“武汉许多同志公开宣布脱离党，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地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21］。在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下，不仅脱党的人很多，叛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注 释：
［1］［6］［7］［12］［13］［15］［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60,473,494,385,206,245,375.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89.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167.
［4］汪精卫先生与革命的民众［J］.中央副刊(第20号),1927,4,12.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
［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61.
［9］［14］ ［17］［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16,182,514,516.
［10］［21］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30,265.
［11］八七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23.
［18］ 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5)［J］.党史研究,1982(4).47.
［2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68.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