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开罗。巴黎。纽约。我已经去过那些地方。奇怪的是，不管人们如何不同，他们都在追问同一些事情，确切地说，同一件事情：该怎样生活。我们得吃饭，我们想挣钱，但在每一个喘息的缝隙，同一个问题不断重返：我该怎样生活？
我看到过三件事，让答案变得清晰。
第一件事是纽约的一个乞丐。他坐在一个车库旁的矮墙边，双脚分开，头埋在双手里。当我经过时，他轻声说：“你有两块钱吗？”我给了他折成某种花样的纸币，然后他说：“你能和我坐一会儿吗？”
他叫托尼。一个不能自拔的赌徒，但是想改邪归正。他觉得如果周末能在某个青年旅社睡上一觉，休息一下，洗得干干净净，星期一早上没准就能找到工作。他已经在车库的排气管道旁睡了一星期了。
我给了他住旅社的钱以及一点饭钱，他拧紧的身体开始放松。
他很健谈，也很温柔。现在，在他的脑海里，他已经找到工作，干得挺不错，还在一个小吃店里碰上了一个甜美的女人。这是他的赌徒心态，还是普通人的普通愿望？在他的脑海里，他已经不再想工作和房子，而是将他驱赶到今天这个墙角的生活。
“过去没有人正眼看我，”他说，“就算我还有点钱的时候，我也是那种人们完全视而不见的人，仿佛我是一个幽灵。如果没有人看见你，那么你就是死的。如果你已经死了，那争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他和我握手，并且致谢。他要在青年旅社关门之前赶到，或者他正走向毁灭。我不知道。我无需知道。我已经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第二件是米兰的一位服装设计师。她很有钱，也有名望。她喜欢飞行员，我过去常常和她坐在她的工作室里。
她从来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或去哪个地方旅行。她吃东西时像个顽童，一只脚钩住她的凳子，手上抓满橄榄，还朝她的模特吐橄榄核。
有一天晚上我们聊着天，她变得很愤怒，拿起桌上的大剪刀戳我。
“别想了，”她说，“想得越多，你就会越快地割断自己的喉咙。有什么好想的呢？结果总是一样的。在你的脑子里有一扇拴好的门，你必须努力远离那扇门。聚会，爱人，工作，慈善，孩子，不管是什么，只要能逃离那扇门。有时候，当我独自一个人，调好一杯饮料，走上楼，我看到那扇门在等我，我必须喝止自己，不要打开门闩、转动把手。为什么？门的另一边是一面镜子，我将看见我自己。我并不害怕看到自己是什么，我害怕的是看到自己不是什么。”
第三件是公园里的一个女人。她带着一条狗，狗很小，但女人很老。她时不时拿出一瓶水和一个小碗，给这条狗喂水。
“过来，桑迪。”她会说。当它喝完水，他们会一同消失在灌木丛中，小狗的尾巴一摇一摆。
她很穷，我能看出来。如果我们肩并肩站着，看上去会怎样？
我6英尺高，穿着精干的飞行员制服，手心有力，目光坚定。她大约5英尺高，衣衫褴褛。我可以用一只手把她拎起来。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四目交接时，我的眼光立刻躲闪开来，像个少年那样脸红起来。我们相向而行，路过她时，我微笑着问候：
“你好吗？”
她看着我，目光有种刺破阴霾的穿透力。交谈中，我意识到她很快乐。快乐，那种因为笃定而自内向外散发的快乐，非常纯粹的快乐。这不是从闩好的门前逃跑的人。那扇门对她而言是开着的，她就在门的那一边。
很多年以来，早在我刚加入空军时，我从未问过自己那个世上最简单又最复杂的问题：我应该怎样生活？我活着，对吗？我就是冒险、阳刚和行动。这就是我们定义自己的方式，不是吗？
然后，有一天，醒来时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受：我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没有变成甲壳虫或狼人，朋友们对我也一如往昔。我穿上心爱的旧衣服，买了份报纸，请假，去米兰，在公园里散步。
最后，我还是给医生打了电话。
“医生，我不再是我自己了。”
他询问了我生活的情况，开了一个疗程的抗抑郁药。
我去图书馆，从哲学和心理学区域借了一堆书，生怕会被熟人撞见。我读了荣格，他督促我让自己完整起来。我又读了拉康，他希望我能接受自己的不完整性。
所有这些都没什么帮助。在这一过程中，我无法抑制那个疯狂的想法：“如果这不是我，我一定在某个别的地方。”
就是那时，我开始四处旅行，离开空军，买了一架自己的飞机。
现在我主要以教授飞行为生，有时会带着在袋装汤料竞赛中获得头奖的家庭飞行。这无关紧要。我有的是时间，我做我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寻找自己。
我知道，如果我飞得足够漫长足够宽广足够遥远，我会在雷达上捕捉到一个信号，告诉我旁边有另一架飞机。我会从钢化玻璃望出去，我看到的将不是友好的飞行员，那个有着胡茬与褐色眼睛的飞行员。我将看到我自己，在另一架飞机驾驶舱里的我自己。
我回家探望父母。我飞过他们的村庄，在他们的马路上滑行降落，飞机头刚好挤在父母家的前门上，机尾在人行道上。我担心交警可能会开罚单，说我妨碍交通，所以在飞机后面挂了个牌子：“飞行出诊医生”。
回家总是令我紧张，就像重读那些深刻影响过我的书让我紧张一样。
父母希望我告诉他们去过哪儿、见过什么，他们的眼睛里充满渴望与生命。
孟买。开罗。巴黎。纽约。我们曾经多次虚构出的梦想之旅，以至于讲述它们的真实情况将令人失望。充气地球仪仍然挂在壁炉台上方，塑料皮已经又皱又旧，共同市场国家被红胶带粘在一起。
我们一张张地浏览我过去寄给他们的明信片。我给他们带了礼物：妈妈一件纱丽，爸爸一顶宽边帽。现在，他们是孩子了。
时间在时钟上溜走。我该走了。他们出来和我挥别。
“这飞机真可爱，”母亲说，“它没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吧？”
我发动引擎。飞机在安静的马路上加速，邻居们站在他们的门前呆若木鸡。就在飞机头快要敲碎教堂的玻璃窗时，飞机升空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逐渐消失在万丈阳光的深处。
赵世英選自《世界和其他地方》
（湖南文艺出版社）